为什么共产党是积极抗日,国民党是消极抗日?

为什么共产党是积极抗日,国民党是消极抗日?
为什么共产党是积极抗日,国民党是消极抗日?

为什么共产党是积极抗日,国民党是消极抗日?
坦率讲,这个问题一直是争论的焦点问题,正确认识好国民党在抗日战争中的作用和地位,对于当前的我国社会,有很重要的积极作用,特别是对台湾问题的何去何从,甚至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如何看待国民党在抗日战争中的表现?还是应该以历史事实为主,以团结国民党人为基础,这样,才能做到正确、客观.抗日战争史一直是作为中共党史的一个阶段史加以描述的,因此难免带有浓重的政治色彩.这主要表现在,仅强调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作用,而忽略甚至否认国民党在抗日战争中的作用.关于正面战场的描述,经常使用的字眼是“一溃千里”、“不战而逃”,而对于国民党的评价,强调的也是“消极”、“妥协”、“分裂”、“反共”等等.即使有时提到正面战场,一般地也只是介绍和表扬国民党官兵个人,而对指挥者经常的评语则是“片面抗战”.这样的描述,不符合历史实际,容易产生误导,似乎国民党在战争中没有起到一点积极作用意识形态的对立而造成的上述分歧,对抗日战争研究产生了十分消极的影响.由于两岸的相互贬低,人们不禁怀疑：抗战胜利既非“蒋干”,也非“共工”,那么就只有“屈原”和“苏武”了.正是由于这样的怀疑,中国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至今并没有真正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承认,中国学者深感国外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研究不重视中国抗日战争,没有给予应有的地位,恐怕与既往大陆著作只把正面战场中国军队的抗敌说成不断大溃退（台湾则说中共在敌后“游而不击”）不无关系.如果要外国学者承认中国抗日战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地位,同时又贬损中国正面战场的抗战,这只能是南辕北辙因此在历年的庆典中,欧洲总是受人瞩目,而中国却被看轻.这实在是国人的悲哀抗日战争结束后,国共两党又从朋友变成了仇人,国共内战的发生,最终导致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和国民党败走台湾.从此,两岸处在严重的对立状态.而这种对立,导致了两岸关于抗日战争史描述的根本分歧寻根溯源应该说,国民党进行抗日战争是被迫的、相当不情愿的,用当时的话说,“是逼蒋抗日”：要知道,在西安事变以前,在蒋介石的词汇里,根本就没有“抗日”这个词汇,甚至是和抗日相关的任何字眼.蒋介石奉行的是“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因此,在日本人得寸进尺的侵略中,蒋介石一退再退,从九一八事变后的东北不抵抗,到何梅协定的华北屈辱,我们可以充分地认识到蒋介石的真实面目,因此,即使有了西安事变,蒋介石的抗战,仍然是不得已的、不情愿的,这就注定了蒋介石在抗战中的摇摆性.另外蒋介石代表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利益,这是问题的根源.抗日战争初期,在国内、国际的舆论下,特别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的优秀战迹下,蒋介石确实很受鼓舞,感觉到国民党军必须打几个漂亮仗,以提高国民党在全国人民中的形象和地位,因此,蒋介石组织了几次较大的会战,而且,有的战场还打得不错,打得很艰苦,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比如,“忻口战役和台儿庄战役就打得非常好,尤其是台儿庄战役,更是国民党在战场上的重大胜利.”.淞沪战役是中国主动发起的.作为导火线的“虹桥机场事件”是由日军挑起的,然而,中国方面在虹桥事件发生后,决定了开战措施和大战计划,“八一三”战役是中国发动的；或说“国民政府是‘有意’在上海开仗的.但是,如果我们仔细地分析国民党组织的四次大会战,就会惊异地发现：国民党军虽然投如兵力多,武器装备精良,但战斗力远远不及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下的八路军、新四军的战斗力,往往一触即退,一退千里；同时,国民党内的嫡系部队,虽然装备比杂牌军好,战斗力却远远不及杂牌军,比如,桂系军队能够打胜台儿庄,而诸如汤恩伯之流的嫡系正规军就畏敌如虎,连敌人的影子都没见到就逃跑.为什么会这样?首先是受蒋介石的影响,嫡系部队要保存实力；其次是畏敌如虎,过分地渲染敌人的优势,而看不到自己的特点；同时,国民党往往只能机械防御,而不会主动出击,错过了许多很好的战线,否则,抗日战争之初,国民党的成绩应该会更大.至于中后期,应该说国民党的表现是让人们大失所望的,蒋介石对抗战变得更为消极,甚至有苟和之心,常常与日本人秘密勾结“和谈”,更有甚者,汪精卫搞分裂出逃至南主京,成了日本人的傀儡,大丢国民党的脸,应该说,蒋介石没有成为汪精卫第二,已经是非常难得了；对内,喜欢搞摩擦,竟然发动了皖南事变,蒋介石的真实面目和心态,可见一般；当然,国民党内也有很多铁血男儿,对日本同仇敌恺,不顾牺牲,痛击日本,比如杜聿明指挥的昆仑关大捷等,就打得很不错,再如张自忠为国捐躯,都是民族英雄和楷模,表现出了真正的民族气节,仍然是值得我们学习、纪念的可惜,国民党内,尤其是蒋介石的嫡系内,这样的人太少了.
　　战场比较先说谁是抗日的主力.
　　全面抗日战争开始后,国共两党并不处于同等的地位.当时国民党已经完成182个陆军师的整编,空军拥有600余架飞机,海军舰艇百余艘共6万吨,而红军改编时仅有4万余人,国共两党军事实力悬殊.也正是由于这种实力的差别,在共产党参加的国防会议上,两党进行了抗日作战的分工,即由国民党军队担负正面抗击日军侵略的任务,而由共产党的军队担负侧面牵制日军的任务.战争的初期,两党军队正是按照这样的分工很好地进行了作战配合.从这点来看,国民党理所当然应该成为中国抗日的主力.但是,抗日战争还有一个重要的规律,这就是中日双方矛盾的各自特点以及由此决定战争律.敌强我弱决定了日本可以比较快地占领中国大片国土；而敌小我大、敌寡我众又决定了它不可能很快占领全部中国.于是,在日军推进线之后,形成了广大空间,这就使中国抗日军队在这里有了用武之地.而按照两党约定的战略分工,共产党的军队成为了开辟敌后战场和在这里消灭牵制敌人的主力.两个战场由此形成.两个战场互相支撑、相辅相成,并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
　　8年的正面战场和8年的敌后战场同样面对血腥和杀戳.国共两党的信仰不同、军队战略战术不同、规模实力不同、群众基础不同,但都在为民族危亡浴血奋战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到底哪一个战场的作用更大一些呢?这似乎是回答本文命题的关键.先来看一组统计数字：据国共两党战后公布,国共两党军队在抗日战争中的作战情况如下：国民党正面战场,在8年期间共举行过22次重大战役,军队伤亡321万（其中阵亡131万）,歼灭日军100余万；共产党敌后战场,大小作战12万余次,军队伤亡是60万,歼灭日军52.7万,此外还歼灭118万伪军.除一九三二年一二八淞沪抗战和一九三三年长城抗战 —— 即榆关、热河、长城三大战役外,自一九三七年七月至一九四五年八月之八年间,中华民国政府军发动大型会战22次,重要战斗1117次,小型战斗28931次.陆军阵亡、负伤、失踪3211419人.空军阵亡4321人,毁机2468驾.海军舰艇损失殆尽.此外国民党还牺牲了包括张自忠再在内的11名上将,34名中将,50名少将从上述数字来看,正面战场的牺牲和战果明显地高于敌后战场.但是,还有另外一种统计,即按兵力多少来算,敌后战场平均每个兵员歼敌数字和平均伤亡率又高于正面战场.仅以上述统计为依据,就可以得出两种不同的答案.但是我却认为,无论是哪种答案,源于这样的依据都是不能使人信服的.在我看来,尽管如前述战争规律决定了中国的抗日战争划分成了正面和敌后两个战场,但抗日战争面对的不是任何一个党派的敌人,而是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敌人,因而这个战争是中华民族争取生存权利的整体战争.而从军事方面来看,两个战场也是缺一不可.没有战争初期正面战场的顽强抵抗,就没有敌后战场的开辟；反过来,没有敌后战场对敌人的牵制和消耗,正面战场也难以长期坚持.因此我认为,上述统计数字,虽是寻求答案的客观依据,却不是问题的关键.既然两个战场缺一不可,那么“抗战胜利”,就不能单纯地归结为是“蒋干”的结果,同样也不能简单地归结为是“共工”的结果.
　　“七七”事变标志中华民族同仇敌忾、全面抗战的开始
　　全民抗战没有能在日本侵占东北三省时开始,也没有能在日本侵入华北时开始,归根结底是因为国民党政府对侵略者妥协让步的缘故.全民抗战之所以能在“七七”事变后爆发,主要原因是：
　　首先,面临亡国的危机,全国人民的抗日要求已形成不可抗拒之势.在“九一八”事变后,北平和其他各地学生群众首先起来要求南京国民党政府抗日,他们的要求虽被拒绝,但得到了各阶层人民的同情和支持.民族资产阶级和上层知识分子,也开始对国民党政府所实行的政策表示怀疑和反对.在日本侵略者咄咄逼人的攻势下,许多地方,违反国民党政府的意志,发生局部的抗战.在东北,有些国民党将领和民间力量,组织义勇军,抗击侵略军,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联军更是在敌人统治下长期坚持作战.1932年十九路军在上海抗击日本侵略军三个月,使侵略军不能完全得逞.1933年3月,在古北口、喜峰口等长城各口的部分国民党守军自动抗敌.1933年5月,冯玉祥、吉鸿昌、方振武等在张家口组成察哈尔抗日同盟军,奋起与侵入察省的日军作战.1936年傅作义率部反击日军对绥远的侵略.这些局部抗战都得到全国人民的热烈支持,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斗志.人民群众中的爱国情绪在国民党政府压制下,如同急待迸发的火山.1935年的“一二九”学生运动就成了火山口,全国各地各阶层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随之兴起,势不可当.国民党和国民党军队内的爱国力量也响应人民的要求而逐渐活跃.1933年11月,蔡廷锴等一部分国民党力量在福建一度组成人民革命政府就是一个表现.发生在1936年12月12日的“西安事变”,是张学良、杨虎城率领的东北军和西北军对人民群众的救亡运动的积极响应,对局势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其次,中国共产党及时地提出国共合作,团结全国一切爱国力量,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自从1927年国共分裂以后,共产党坚持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纲领,为争取民族独立、民主自由和土地改革而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占据全国政权的国民党,内部四分五裂,连年发生内战,并且用主要力量进行反共战争.日本帝国主义者把这种情形看做侵略中国的可乘之机.中国共产党从民族利益的全局出发,主张停止一切内战,团结抗日.早在1933年1月,共产党已发表宣言,准备为实现这个主张和全国任何军队合作.在1934年到1935年的长征途中,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克服了党内“左”的错误后,系统地确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1936年8月《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痛切申述,当前全国全民族的危险是国民党所实行的错误政策招来的,这种错误政策必须彻底改变.信中郑重地向国民党表示：“我们愿意同你们结成一个坚固的革命的统一战线,如象1925年至1927年第一次中国大革命时两党结成反对民族压迫与封建压迫的伟大的统一战线一样,因为这是今日救亡图存的唯一正确的道路.”“只有国共重新合作以及同全国各党各派各界的总合作,才能真正的救亡图存”.这个建议虽然没有立即被国民党最高当局接受,但是在国民党内外都引起了热烈的反响.共产党的主张集中表达了人民的意志,因而为人民所拥护.共产党积极促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为国共合作创造了有利条件.在“西安事变”前,共产党已派出代表和国民党当局商谈.在“双十二”事变后、“七七”事变前,国共两党中央正式代表先后在西安、杭州、庐山进行合作谈判.同时,共产党积极参与和领导各界人民中的抗日救亡运动,并且同国民党内爱国人士和要求抗日的地方实力派共商救国大计,实行具体合作.中国共产党的创议和努力,对于“七七”事变后迅速形成以国共合作为核心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现全国全民团结抗日战争,起了重大作用.
　　第三,“七七”事变前夕,国民党领导层除了一小部分彻底的亲日分子外,已经觉得不能继续执行几年来的妥协退让政策,“七七”事变后,终于实现了政策上的重大转变.事变发生后,蒋介石要求各地部队“确实准备”的密电,“实际上是秘密的全国动员令”.国民党原以为,日本的侵略会适可而止.他们更为日本政府的“合作反共”之说所打动,以为日本侵略者仍将承认国民党统治政权,并将帮助它消灭共产党.但是事实表明,日本的侵略目的是吞并整个中国,不仅企图消灭在民族斗争中最坚决的共产党,而且也要用亲日的傀儡政权来代替原来的国民党政权.就国内形势说,国民党当局如果仍继续执行误国政策,势必为全国人民所不容,而且势必造成国民党内部的更大分裂.因此,“七七”事变不但使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关头,也使国民党政权面临生死存亡关头.国民党最高领导人蒋介石在这样的关头,毅然改弦更张,决定接受共产党的建议,承认第二次国共合作,实行抗日战争,对国家和民族立了功.国民党当时是执政党,拥有300万军队.国民党当局的政策转变对于抗日战争的兴起有十分重要意义,这是无疑的.国民党军队众多局部战争的失败和将其整个8年抗战定义为消极抗战是两个有本质区别的完全不同的概念.前者是军事范畴,后者是政治范畴.这是国共合作的基础和政策底线.由于国民党军队的基础比较复杂,抗战期间大量军阀和地方武装披上”国军“的战衣,鱼目混珠,良莠不齐,很多部队的确没有多少战斗力.因而,8年抗战初期和相持阶段,正面战场形势严峻,边抵抗边溃败的例子很多,总体上说是中日两国国力和军力的巨大差距,具体说有的是战略战术的失误,也不排除有临阵脱逃之徒,“但是对于一个与共产党并肩战斗8年的合作者不能简单用”消极抗战“几个字加以概括,将其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战争不是聊天喝茶,功过是非可以随意评说.战场上几百万国民党军人的鲜血和共产党军人的鲜血没有什么不同,都是在用血肉之躯拯救中华民族于危难之中.在当时的条件下面对强敌,难道将第18集团军或新编第4军拉上去与日军进行大兵团阵地战,就有把握稳操胜券?如果失败了就是逃脱或”消极抗战“?8年中,国民党正面战场局部反击和主动进攻始终没有停止,国民党始终坚持抗战没有投降,22次较大规模的会战是国共两党公认的历史事实.这是我们观察问题、评价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最基本的东西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的形势同样严峻.八路军和新四军等武装力量在敌后战场也不是一帆风顺、天天打胜仗的常胜之军.面对强大的日本军队的烧杀抢掠,扫荡与反扫荡,争夺与反争夺、溃败与重新聚集每天都在发生.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的幸运是忠实地执行了毛泽东同志机动灵活的军事战略,使敌人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通过坚苦卓绝的斗争牵制和消灭了大量敌有生力量,给正面战场极大的支援,使敌后战场和正面战场形成联手抗日的有机整体.关于敌后战场是积极抗战,而正面战场是消极抗战的结论违背历史事实.
　　因此,对待历史的正确态度,是以史为鉴,国民党的历史是悲哀的、可耻的,中国共产党必须汲取其中的经验和教训,有些人的错误思维和言论是根本错误的,甚至是可耻的,是必须要放弃的,历史是一面镜子,从中我们可以认识到某些人的真实面目,以史为鉴,我们才可能避免悲剧的重复,对日本的认识如此,对国民党的认识也应该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