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20世纪中国选择了马克思主义而不是其他学说如何看待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的命运和命运

为什么20世纪中国选择了马克思主义而不是其他学说如何看待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的命运和命运
为什么20世纪中国选择了马克思主义而不是其他学说如何看待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的命运和命运

为什么20世纪中国选择了马克思主义而不是其他学说如何看待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的命运和命运
马克思诞生于1818年德国一个中产阶级家庭.他所处的时代与国家注定了他是他那个时代的总结者或代言人.其时代是工业化在欧洲方兴未艾的一个时期,他的国家是现代化的核心国之一.他的特殊思想代表了现代化过程中对工业革命带来的种种社会矛盾的思考,以及这波文明变革之下人类面对的文明终极的思考.尽管马克思对于人类社会的各个方面都有所研究,但他最为著名的理论,尤其是被中国人采纳的理论,是政治理论和信仰体系：即阶级分析下的暴力革命与共产主义.
马克思主义学说,又分为赞成暴力革命的“革命派”与渐进演化的“修正主义”,很明显中国挑选的是前者.所以,本文的题目实际上可以置换为：中国人为什么挑选了暴力革命与共产主义.
1,历史机缘
死于1883年的马克思生前并没有看到自己的理论发扬光大,但在他刚刚去世未久的19世纪末,他的革命理论却开始迅速在全球扩展.19世纪末,位于远东的中国有2个事件与这个来自欧洲的事件几乎同时发生：中国清朝从鼎盛时期走向最为黑暗衰弱的低谷,并且有史以来中国第一次明确遭受到远方外敌侵犯,并不断以割地赔款了结,这些历史事实构成了近代中国人深重的屈辱感与危机感；1893年,毛泽东在马克思主义传遍全球以及中国沉入历史最低谷的同时出生.这几项历史事件的偶然相遇,造就了中国人挑选马克思主义的可能性.中国人要寻求救亡道路,马克思主义是当时最为闪亮的一种政治理论.
中国人一直在持续批判“西方中心主义”,事实上这一批判是西方人自己提出来的一种谦逊的自我反思,但这也是事实,比如很长一个时期西方人根本就不研究中国史,因为中国很弱小,根本不在他们的视野之内.中国人实际上更有“中国中心主义”,“中国中心主义”历史更为悠久,从“中国”这个名字的出现就已经开始了,它可以追溯到3000年前的周朝开端.不同的是,西方人一面有“自我中心主义”,一面在反省,而中国人一直在批判“西方中心主义”,却同时在强化自我的中心主义.直至今天,在外部世界都不承认中国文明独立起源的情况之下,中国人依然掩耳盗铃地坚持自我中心的历史学说.这种尴尬的局面实际上可能是由另外一个事实决定的：地缘.远东地区的地理相对隔绝造成了这里学术、文明与外部世界的严重脱节.在近代以前,大部分中国人并不了解外面还有一个更大的世界,也不知道中国自己所处的客观位置,其实直到今天这个局面也并未发生根本性的改变,我相信90%的当代中国人对于西方社会只有朦胧的概念,自我中心的“帝国心态”依然存在于今天大多数中国人的心里,“老子天下第一”的傲然心态依然是许多中国人的常态.
中国由于历史上一直是个大国,版图面积也助长了中国人夜郎自大的心态,自秦以降中国人就奠定了这种大国自满自傲的心态.19世纪末,远方外敌的突然入侵,对于中国人是一个突然的事件,中国的历史由此而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伴随着现代化这种文明形态的冲击,中华帝国在惊慌失措中紧急应对,然而,这不是一次简单的改朝换代或外族入侵,所有的传统救亡方式都必将失败.
过去的1百年中国充满了战争与动荡.应该说,在这个过程中的所有中国政治家多多少少都是某种意义上的马克 思主义者,因为他们都是暴力革命者.从孙中山这里便已经种下了暴力革命的种子,其后来者只是如何给他们的暴力革命归纳入一个适当的政治理论,只是名正言顺的问题,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是顺理成章、恰逢其时.
2,过于急切
今天我们都已经清楚,马克思主义是一种理想的社会模式,是短期之内不可能实现的一种社会理想.这种大规模的社会实践虽然以失败告终,甚至今天回忆起来觉得荒诞,但这就是“历史”的常态.“历史”由于它特殊的时间性,就是落后和愚昧的代名词.人类永远在探索中前进,耻笑古人是荒谬浅薄的行为.
苏联与中国同时挑选了马克思主义,但产生马克思主义的故乡,西方社会,却没有挑选马克思主义,这个局面并非偶然.俄国尽管工业化程度高于中国,但俄国与西方国家相比,依然是一个现代化程度很低的落后东方国家,在民族屈辱感和国家危机感面前,俄国与中国有着同样的复杂心结.马克思主义的暴力革命以及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很能迎合那些当时急于救亡的大国英雄,因为暴力革命意味着一步到位的彻底格式化旧社会,从而可以瞬间进入全新的理想社会.在苏联社会主义成就了列宁、斯大林,在中国成就了毛泽东等一代革命者.
假如没有马克思主义的光辉号召,毛泽东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可能“成功”的,因为蒋介石已经革命“成功”了,除了“主义”他们之间并无其他大的区别.蒋介石继承的是孙中山的衣钵,当初“驱除鞑虏”推翻世袭封建王朝的任务已经完成,所以假如没有一个全新的不同于孙、蒋的革命道路,其革命将没有恰当的理由去号召社会.而毛泽东领导的革命特色,不仅是农民革命,而且还是知识分子的革命,毛泽东创造性地以农村和农民为中心的军事思想与经济思想赢得了中国农民的广泛支持,中国知识分子则是通过高尚的马克思主义思想道德最终团结在了毛泽东的领导集团周围.
现在看,毛的革命基本上是一次重复性革命,中国人为此付出了内战中几千万的生命代价,在现代化的道路上也丢失了半个世纪的时间.但对于建国后的多种失误,我则认为多可“谅解”,因为从历史看,中国人的认知水平与整体行政管理能力,那些错误无论在哪个中国政府之下,都是难免的.总之,不是这种错误就是另外一种错误,这是由中国人民的文明文化水平所决定的,或曰素质决定.在此我们也为蒋介石“平反”,在他的年代,他只能是被人赶走的一个政治领袖,他其实并无什么明显的什么“过错”.当然,我们也可以说,是中国人民挑选了毛泽东,驱赶了蒋介石.但蒋介石以及他的同志和先辈也驱赶了他之前的军阀巨头以及袁世凯这样的短命皇帝.甚至袁世凯也“无可指责”,我以前说过,中国在清朝之后一定应该有一些类似袁世凯的人物形成合理的过渡,没有这样的人物是不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中国人在认识并接受一种新的政治制度之前,是需要一个过程的,不可能理想化地一步到位.
但一直自傲的中国人认为,中国人是世界上最伟大、最先进、最文明的独一无二的特殊国家（其实差不多每个国家的人民都如此“爱国”,越落后越缺乏理性的国家愈是如此）,所以我们什么都应该是领先的,什么都应该是一步到位的.从上世纪共产主义社会的追求也可以看出这一点,人们认为只要有目标奋斗与牺牲即可解决一切问题,但事实并非如此.这牵涉到科学、理性地认识社会与历史发展的能力问题,这其实是个复杂的科学问题,牵涉到中国整体知识分子的能力问题.
3,认识能力
由于上世纪中国人整体认识社会缺乏科学性,并不知道中国与世界先进国家的距离是何因造成的,而且更不知道中国距离发达国家有多远,除了树立“共产主义”理想之外,还提出了许许多多赶超世界先进国家的可笑口号,一次次“大跃进”到最后都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这些茫然无知也表现于历史领域,反过来又促使一次次过激的革命,造成新的政治灾难.比如,现代中国人习惯于苛求许多近代诸多政治家,往往将那些身处困境的政治家们置于理想社会条件下去考察,所以几乎上世纪所有的政治家在后来人的笔下都成为各种各样的阴谋家、土匪、汉奸、流氓、小人、暴君、目光短浅的莽夫.在历史研究中我们更多看到的是严厉的声讨、清算和批斗.这是不公平的,而这个不公平却不能简单地以世俗而论,这是一个国家缺乏独立知识分子的传统、缺乏理性的表现.但这也正是上世纪革命频发的原因之一,这些受到批判的革命家们本身就是以同样的道德逻辑去苛求他们前人的,所以他们才能毫无顾忌地占领道德制高点,进而毫无同情心地革他人之命.这种历史观本身就可以成为下一场暴力革命的基础成因.
这种浅薄的斗争哲学与清算思维,应该说到今天都没有完全停止,依然以各种面目出现于我们的社会.甚至在一些反马克思主义的斗士身上都可以明显看到这种马克思主义的暴力革命逻辑.
归根到底,这种暴力革命逻辑的深层是一种过于急切的心理表现.它来源于一种潜在的爱国主义情结：我如此伟大的国家为什么不能马上与世界先进国家比齐!从孙中山到今天,一次次革命,潜藏的都是同样的激进心理：不肯承认落后的现实,不肯等待渐进的步伐,不肯理性看待社会的发展规律；作为革命的基本前提,简单地把所有的现实困难与几百年（甚至几千年文化传统）积累的落后都归罪于前任或现任政治家和政治体制,认为中国之落后只是坏人作祟弄权的结果,是制度落后的结果,所以,过世的政治家都多被妖魔化为心怀叵测的坏蛋与罪人,而理想的社会制度却都在即将实现的未来（从共产主义到民主制度）,只要一经提出认识,中国人便会仰望待之,如痴如狂,任何新的主义似乎都可以对中国点石成金.
北岛说过：在我看来,革命与宗教有某种共性,那是一种“想象的共同体”,并依赖组织甚至武装力量来完成改造人类的目的——“存天理,灭人欲”.
很明显,传统思想也呼应了近代中国激进革命的逻辑,从而进一步说明了为什么西方世界拒绝了主张暴力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而独独中国人却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为了美好的一个前景,中国人是不惜牺牲一切的.
时间进入到21世纪,经过了100年的动荡,中国人终于在许多问题上逐步看清了自己的真实位置,当然经济的重新崛起也给了中国人耐心的底气.无论今天的中国人多么地焦虑于种种现实不足,在现代化的道路上与发达国家相距100多年的中国人,终于承认一个国家的进步是需要时间与过程的；加之需要稳定的中产阶级的不断成长,现在我们在越来越多的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发言中看到了“妥协”这样罕见的理性话语,与“不折腾”这样的有趣词汇构成了中国21世纪最为不同于20世纪的政治思维.
假如我们继续以“现代化”的时间坐标来考察中国的话,也不难发现这样一个“巧合”：中国今天所处的时代,恰好相当于马克思所处的欧洲社会——尽管社会矛盾重重,但却也在带着镣铐大跨步地前进,面对共产主义的美好诱惑欧洲主流却拒绝了马克思主义的暴力思维,他们选择了妥协渐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