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论文：陶渊明《读〈山海经〉》十三首政治主题疏释[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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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本文用文史互证之法，结合时代背景和诗人陶渊明在易代之际的思想情感，对其《读〈山海经〉》十三首中的诗篇逐一疏释，指出组诗在浓重的神话色彩掩盖下的政治主题和现实批判锋芒，以及诗人内心所崇尚的社会政治理想。十三首诗中，前面七首( 除第一首外)均从正面着笔, 在诗中借美丽的神话世界寄寓对理想的天道与人君关系、理想的王朝政治、理想的社会模式、理想的士大夫人格修养与价值取向等的描绘与期望；第八首是组诗从美好的神话领域过渡到惨烈之现实之中的一个转折；从第九首始，采用古典与今典结合的双重象征手法, 通过悲悼怀想上古神话中的悲剧英雄, 表述诗人对晋宋禅代之际史事人物的强烈感喟, 并展现内心独有的道义原则与批判精神，最后一首以“帝者慎用才”作结, 最深刻地揭示了组诗的政治主题。
　　【主题词】陶渊明 东晋 《读〈山海经〉》 上古神话 墨家学派 政治思想 

　　《读〈山海经〉》十三首在陶渊明的诗集中, 是一组神话色彩非常强烈的诗篇, 从性质上说, 最接近于前人之游仙诗。汉魏以来, 由于老庄思想和神仙道教在社会各阶层中影响的深入, 以游仙为题材的诗歌创作大为盛行。在题材的采用上, 作者大多利用各种古书所记载的仙真传说, 在诗中想象与仙人来往交游, 或翔游天界, 高步太虚, 或采药名山, 养性颐情。而当玄学兴起之后, 诗人笔下的仙境, 进一步趋于哲理化, 而游仙诗, 也成为诗人抒写怀抱, 展示其自由追求的重要诗歌载体。故魏晋传统之游仙诗, 除了描写奇幻的仙境风光及诗人逍遥飞举, 远离尘寰, 享受与神仙交往的娱悦之外, 更常常于其中咏怀寄慨, 表现出作者本人强烈的主观情绪, 诗中仙心、玄味、身世之感兼而有之, 纯粹客观描写神仙生活, 表现“列仙之趣”的作品反而鲜见。而自从具有天师道信仰的诗人郭璞作《游仙》诗, 并以其“艳逸”之才, 将这一题材的诗歌创作推向高峰之后, 由于种种原因, 东晋诗坛上游仙一体的创作归于沉寂, 直到晋末, 始有这组类似游仙之《〈读山海经〉》诗的问世。
　　《读〈山海经〉》十三首和传统游仙诗, 虽有性质相近之处, 但从创作题材到叙写角度方式诸方面, 仍存在很大的差异。其中最根本的不同, 在于组诗所描写的对象或曰创作的原料, 不是汉魏后大量出现的仙话而是中国最早的上古神话。学术界通常认为, 神话是一个民族关于创世之初天地开辟、万物起源及种种自然现象的天才猜测和伟大传说, 体现的是该民族在其原始时期对自己的历史、人与自然关系的最初理解以及原始的宗教观念。较为后起的仙话则不然, 它们在神话的基础上敷衍而出, 造作者多为道家方士, 内容则通常是有关神仙们种种修道炼丹和长生不死的奇行异迹, 缺乏创世神话中那种与自然奋争乃至自我牺牲的英雄故事而较多道教方术的虚妄附会[1]。就本质而言, 这里所说神话和仙话的差异, 其实也是渊明这组诗歌和一般游仙诗的差异所在。另从表现形式上看, 陶渊明在创作这组诗时, 并没有采用以前游仙诗作者常用的借与神仙交游来抒情咏怀, 表现老庄学理与玄学意境的方式, 而是独出机杼, 别有寄意。和一般游仙诗相比, 组诗甚少将作者本人的自我角色带入诗境, 其叙写的角度一般来说显得较为客观, 除了最后一首已经完全不类游仙而近于咏史的诗中较明显地表现出作者的某种主观情绪之外, 前十二章的重点放在对上古神话传说的转述, 抒情成分相对较少。然而在实际上, 这组诗较之前人之游仙诗所包含的价值评判则要强烈得多。
　　关于这组诗创作的时间, 是我们探求理解组诗题旨或曰其政治现实意义时所不能回避的一个问题。对于此, 历来说法不一, 古今有不少学者注意到组诗的思想情感内容, 判断它是晋宋易代之际的作品, 但仍有学者认为组诗作于归田之初[2]。个人以为, 对此问题产生岐见的最重要原因, 在于组诗的第一首“孟夏草木长”宁静平和的情调与以下其馀各首或是金刚怒目, 或是别具幽旨的写法在风格上显得迥然有异的缘故[3]。但如果对组诗内容作一全面而深入的把握, 则似不必对第一首诗中平和情调的理解过于拘执。渊明晚年生活上固然因生计艰难, 贫病少欢, 但思想上也达到极高的超越程度。组诗作于孟夏, 草木扶疏绕屋, 天气清和宜人的景色, 完全可能使内心对自然感受极为敏锐的诗人暂时忘却人事忧患, 产生一种心神怡泰, 精神与天地万物交融一体的悠然快意。加之《山海经》和《穆天子传》这类渊明深为喜好披阅再三的“异书”，在博物求知、探索宇宙时空和摆脱污浊现实等方面, 始终都给诗人内心以某种安慰和支持, 一旦开卷, 精神徜徉于神奇的山海、周王故事之间, 心情的娱悦自然也形诸于外。此当为组诗第一首表现出来某种隐居读书之乐的主要原因。而纵观全组诗篇, 可悟诗人是利用对远古神话传说的描写渲染, 提炼表现出一种特别文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