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论文：文化研究与中国语境[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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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语境中的文化研究是十分复杂的，从背景到现实都与西方大相径庭。文化研究在西方学术界是边缘性的，但其在中国语境中则是最新登陆的又一种"西方"，不可避免地具有某种至少是象征性的中心性；但又并不尽然，文化研究又以其批判性、颠覆性、非正统性为中国学界那些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之外的边缘话语提供了声音。文化研究对当代中国无疑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尤其对当今的大众文化研究更是如此。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当今中国的文化研究还无法应对当今中国令人眼花缭乱的文化现实。

　　诚如许多学者所共识的那样，中国虽是一个笫三世界国家，但在"全球化"经济的潮流中，已经成为世界经济的一个热点，这就为其自身复制了一个想象性的幻影。随着高速的城市化和消费化，一些大都市在生产/消费文化幻象方面，已与那些发达国家相去未远，也已基本具备了"后现代"文化的某些特征。为此，中国语境的文化研究就尤其令人关注。

　　一、

　　文化研究之所以成为西方自"语言学转向"以来，继文学研究之后的一种新的拓展，有着十分复杂的原因。其中不可忽略的一个因素就是：后结构主义（在美国解构主义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理论为新历史主义、后殖民主义、女性主义等，或提供了理论依据或提供了理论方法，直接引发了一种多维的广泛的文化研究的展开。所以在关注其中政治、文化、社会诸多因素时，不应因此便忽略了文本研究（自结构主义甚或是"新批评"以来的传统）的重要，尤以中国语境中的文化研究更是如此。与其说文化研究是从关注文本到关注社会，还不如说是将"文本"扩大化，走出了昔日仅仅关注"文学性"的狭小视野，而把历史、文化、社会亦视为一种"文本"来加以解读，并寻求其背后的"深层关系"。文化研究不是抛弃了结构主义以来"文本研究"的成果，而是将其作为一种知识背景在更为广阔的领域里加以运用。

　　当年，罗曼·雅各布森综合了俄国形式主义、布拉格美学批评等形式主义流派的理论主张，试图以语言学的方法来探究"诗学"问题，最终揭示出所谓"文学性"的奥秘。他分析了大量的所谓"经典文本"，然而于"文学性"的发现却收效甚微。流风所及，在中国文学研究方面，海外华裔学者高友工等亦曾以结构主义方法分析中国的唐诗，著有《唐诗的魅力》一书，虽用力甚勤且不无新意，但距揭示出唐诗的"魅力"似仍咫尺天涯。诚如美国学者乔纳森·卡勒所言："雅各布森的误解颇能给人以启迪，因为它清楚地表明，一个错误的假设是如何破坏了他的理论的应用。他毫无保留地接受了自己的解释，这说明他相信这一解释是正确的，因为它是语言学分析的结果。如果认为语言学提供了发现诗学格局的方法，我们就会自己把自己的眼睛蒙上，看不到语法格局在诗歌文本中真正发挥的作用……雅各布森提请人们注意各式各样的语法成分及其潜在功能，这对文学研究是一个重要的贡献，但是，由于他相信语言学为诗学格局的发现提供了一种自动程序，由于他未能认识到语言学的中心任务是解释诗学结构如何产生于多种多样的语言潜在结构，他的分析实践是失败的。"（引自卡勒著《结构主义诗学》１９７５年）多年以后，他在一本讨论文学理论的小册子里更为明确地谈道："……理论著作已经在非文学现象中找到了’文学性’――可以用这个最简洁的字眼称呼它。人们通常认为属于文学的特性其实在非文学的话语和实践中也是必不可少的了。""如果文学是一种脱离了语境，与其他功能和目的脱离的语言，那么它本身就构成了语境，这种语境能够促使或者引发独特的思考。"可见正是由于当初结构主义者们对"文学性"的追寻，才使后来的人们最终放弃了这种在封闭中的努力。文学，永远都不可能是"纯"的。既然语言从某种意义上说即是隐喻性的，就算是历史文本也从来都无法摆脱其"文学性"，那么语言学文本分析的各种方法也将适用于历史文本、大众文化、政治宣传乃至广告的分析研究，所不同的是其目的已不再是探究"文学性"，而是通过破解其中的所谓"文学性"（修辞建构），揭示出这些文本的"虚构"性，揭示出其背后权力关系、意识形态的种种诡计与合谋。换言之，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与文化研究，看上去各自所处的时代不同，观念也各异，但在就文本的语言学研究方面，其彼此间还是有着一条相互关联的发展线索的。就美国的情况而论：从不满于实证批评、历史批评、印象批评、新人文主义批评，到关注文学自身研究的新批评，可以说是一个从不关注文本的极端到只关注文本的极端的转换；随着欧风吹拂，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尤其是德里达的解构主义）相继到来，引发了美国解构主义的鼎盛。然而解构主义对"中心"的巨大的颠覆性，又注定要为居于"边缘"的性别、种族、阶级、文化提供一种理论思想上的"核武器"，而由此展开的各类文化研究又势必会走出文学，面向文化。这一看似反反复复的过程，绝非物极必反式的简单的重复或回归，而是一个必不可少的深化的进程。而中国语境中的文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