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论文：寻找文化产业的中国论说[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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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纪的一切并不都是新的，然而，尽管不大可能像20世纪初那样孕育出一场五四运动，但由新的社会情境和技术手段所带来的产业化趋势确实预示了中国文化的新动向，可以毫不犹豫地说，“文化产业”是当代中国最为扎眼的文化场景，其通俗性、商品性和可复制性正在改变着我们传统的文化观念、体制和生产、消费方式，它不仅要从近半个世纪以来的政治紧身衣中挣扎出来，还要叛离历数千年之久的“文人”传统，理所当然地引发了无数的肯定与否定的议说。对于当代中国文化界来说，最重要的问题是如何论说这种在中国正在崛起而在西方早已说了千言万语的新型文化。
一
其实，在建设市场经济的中心任务和全球化的历史潮流面前，发展文化产业已不是要不要、应不应当的问题，而是怎样才能发展得更快更好的问题。迄今为止，几乎全国各省、各大城市都制定了自己的文化产业发展规划，有的甚至把文化产业作为新的经济增长点之一。作为当代文化系统的一种类型，文化产业的生产与销售可以从潜在的大众市场获取利润，对它来说，投入产出、供求关系、消费市场具有决定性意义，生产的每一个环节都直接与盈利这一可见的目的相关；同时文化工业以高新技术为生产手段和传播媒介，电视、电影、广播、报纸、书刊、录音、录像、光盘、电脑网络、信息高速公路等传播媒介建立起以都市为中心的几乎不受范围限制的传输网。巨大的经济效益与高新技术的参与，使文化产业拥有自我扩张的内在动力和势头，可以突破任何延搁与约束而拥有一个广大的前景。
然而，这决不意味着有关文化产业的一切都是自明的，无需讨论的。至少有两个问题，就紧紧缠绕着中国文化产业：
第一，与其他产业相比，文化产业或直接或隐晦地具有价值与政治意义。原则上，它并不一定与现行的政治规范相冲突，但因为它取得了一般商品的形式，因而与长期以来以文化为意识形态、以文化为政治服务的观念及一整套与之相应的文化体制、文化政策有尖锐冲突。从而，在现行的制度框架下，文化的产业化应不应当受到一些限制？意识形态的规范与文化市场的要求是否会通？近年来有不少文章是从政治上、意识形态上批判文化产业的。比如1998年《文艺报》开展的有关文化工业的讨论中，刘润为《文化工业论》一文就把文化产业与美国资产阶级的腐朽生活方式联系起来。这种观点或许极端，但对文化产业持疑虑和谨慎态度的人却比较普遍。一种较有代表性的说法是：“大众文化是通俗文化，它是由大批生产的工业技术生产出来的，是为了获利而向大批消费公众销售的。它是商品文化，是为大众市场而大批生产的，它的成长意味着：任何不能赚钱，不能为大众市场而大批生产的文化，都很少有地位，如艺术与民间文化。”[1]我们不能说这样的判断没有学理和事实的根据，我们不能用“思想僵化”、“观念落后”来打发这些论者。
第二，与传统文化相比，文化产业的复制性、模式化的生产方式及其商品性、市场性必将颠覆我们长期以来建立的文化标准和结构。面对文化产业的强势扩张，以个体创造为特征，以文学艺术为范例的文化观念和行为至少在规模和效益上根本无法与之抗衡，文化领域发生着空前的结构重组和理想置换，这理所当然地引起以人文精神的护卫者自居的知识界的批判。而且，从近年来的不少翻译论著来看，当代西方文化理论的主题之一就是对文化产业的批判，它把大众文化带进学术和思想的视野时，又将其作为问题重重、价值可疑的对象来处理。比如有人指出：“大众文化是一种标准化的、公式化的、重复和肤浅的文化，它赞美浅薄的、多愁善感的、当下和虚假的快乐，牺牲了严肃的、理智的、时代赋予的和本真的价值。”[2]工业化的生产方式当然不仅只有这样的产品，但就目前中国不少文化产品的现状看，我认为绝不能说上述评价是精英分子的保守偏见。因为文化产业确实需要通过媚俗来扩展市场，商品逻辑之于它显然是第一位的。如果我们认为文化的某些领域、某些形式是不可能产业化的，那么它们之间如何划界，划界之后又如何保护受到文化产业挑战的文化领域和形式等等，就是我们在发展文化产业的同时不能不认真对待的。
全面建设市场经济必然导致文化的产业化，文化的产业化又必然引起从价值观到人文精神方面的反弹，这就是文化产业遭遇的症结所在。可以肯定，随着文化产业的蔚然发展，有关文化工业的争论在中国还会继续下去。我的看法是，进一步的讨论要有一个论说方式和思维境域的转换，从对文化产业的外部评价转移到文化产业的内部批评，即以文化产业的合法性为前提进行文化产业时代的文化批评。“在文化产业迅速发展为当代经济体系的一部分，在获得政府认可并支持的背景下，全面否定、拒绝文化工业的观点至少是越来越没有市场。而文化资本的内在动力、文化工业的巨额利润，都会成为文化工业强力发展的保证，使文化工业在不久的未来实际上成为中国文化领域的霸主。在文化工业肯定会急剧扩张的现实情势下，对文化工业的合理的批判、审文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