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论文：文化传统中的个人道德与制序演进[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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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格雷夫的歷史比較制度分析看東西方社會制序的原發路徑

哈耶克（F. A. Hayek）說過：「如果歷史上有甚麼事情幾乎完全失敗了的話，那就是人們對道德變遷之原因──在這些原因中，說教（preaching）可能最不重要的解釋，但這些原因有可能是那些決定人類演進進程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1 哈耶克的這一見解，含蘊甚深。哈耶克的這句話，含有兩重意思：一，道德變遷的原因，難以理解，難能解釋；二、道德與社會制序（social institutions）的變遷，有著錯綜複雜的內在關係。哈耶克這裏並沒有提及另外一個極其重要但同樣「不可言說」（維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語）的問題，那就是道德法則的實質是甚麼？從整個人類思想史來看，甚麼是道德，這是一個從亞里士多德（Aristotle）、休謨（Hume）、康德（Kant）、維根斯坦，到現代元倫理學家（meta-ethics）如斯蒂文森（Charles L. Stevenson）以至到當代博弈論經濟學家哈薩尼（John C. Harsanyi）和賓默爾（Ken Binmore）就一直說不清、道不明的問題。這裏且不管道德的實質是甚麼，哈耶克的上述邏輯斷想看來是對的，那就是，自有人類社會以來，任何社會制序都有一定的倫理維度和道德基礎。社會倫理和個人道德，在任何社會制序的生發、型構和變遷中，均會有一定的作用。

然而，「理性直觀」和「邏輯斷想」是無法替代「科學」的「求證」的。尤其是在當代社會科學的話語環境中，更是如此。那麼，進一步的問題自然是，社會倫理和個人道德與社會制序的生發、型構和變遷的關聯機制是怎樣的？我們如何在當代社會科學的話語語境中「驗證」哈耶克的上述理論斷想？二十世紀90年代以來，美國斯坦福大學的格雷夫（Avner Greif）教授拓闢出了他的頗受西方學界矚目的「歷史比較制序分析」理論進路。在其歷史比較博弈分析的理論建構中，格雷夫試圖用現代經濟學的分析工具，對道德（他稱作為「文化信念」，即「cultural belief」）與社會制序的生發與型構的關聯機制，做出一些解釋2。本文以下將簡要介紹格雷夫教授的「歷史比較制序分析」進路的理論成果，並從中反思出不同歷史文化傳統中的「道德類型」在東西方社會制序化（institutionalization）程度上所引致的差異及其原因，以及伴隨不同制序變遷路徑的社會經濟後果。

一、理論假定

為了使我們的理論考詰從純思辯的理性推理走向「歷史的理論分析」從而更接近成為現實世界的「鏡像」，讓我們先把人類社會的種種活動和交往視作為種種社會博弈，而把社會中的人視作為各種博弈者（players）。為了理論論述的方便，我們也把種種社會博弈者做一簡單的分類。根據人們在靜態、動態和重複博弈策略選擇中的「稟好」（這裏借用康德的「Neigung」一詞，牟宗三先生把它譯為「性好」，苗力田先生把它譯為「愛好」，這裏從我國中青年哲學家韓水法的譯法3），我們把社會中的博弈者分成兩個類型：C類型（意為自私型的「騙子」，英文為「selfish Cheat」）的「直接理性最大化」的無道德感的人；H類型（意為自利型的「諏嵢恕梗⑽臑椤竐goistic Honest」）的有道德約束的理性最大化者。

　　從經濟學來講，在廣義「多人囚犯困境」的直接社會博弈中，與所有人都選擇H類型策略相比，所有人（或大多數人）都選擇C類型策略將會導致每個人都「景況更差」（worse-off）。但由於在這種廣義的多人囚犯困境的社會博弈中選擇C類型策略是每個人的「佔優策略」，即不管他人選擇甚麼樣的策略，自己最優的選擇是C（「cheat」──這裏包括背叛，不合作、不守信、不履約等，即一般囚犯困境博弈模型中「defect」），這就需要衍生、制定或設計出許多制序安排（包括制度規則）來限制人們選擇C類型策略。然而，在整個人類社會歷史演變過程中，這種C類型的策略選擇和C類型的人（即不守信、不諏嵉淖运降淖非笾苯幼畲蠡娴娜烁裉蒯纾┡cH類型的策略選擇（諏崱⑹匦藕陀械赖录s束的個人利益最大化的人格特徵）對社會制序化進程和制序變遷路徑意味著甚麼？換句話說，是否人人都選擇H型策略而不選擇C型策略在社會的進化中就是好的？這是否就自然會產生更多的合作剩餘從而衍生出一個比C類型文化信仰的社會更加優越的H類型的社會？

　　我們迄今為止的社會制序的理論分析已經發現，社會制序從某種程度上來看就是一個社會的既存文化在社會過程中的外化，或者說，社會制序是在一定歷史時期的既存文化的「影射」、「鏡像」或「歷史積澱」（筆者已在剛完稿的《文化與制序》的一書中對此做專門論述）。現在進一步的問題是，這種文化在社會過程中外化文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