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论文：近年来长沙走马楼简牍研究综述[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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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走马楼简牍自发掘以来，迄今已有五年。目前，公布的简牍资料主要集中于《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嘉禾吏民田家莂》（文物出版社1999年。以下简称《田家莂》一书和《长沙走马楼简牍整理的新收获》（《文物》1999年第5期。以下简称《新收获》）引文以及《长沙走马楼J22发掘简报》（《文物》1999年第5期。以下简称《简报》）中。截止2001年8月“长沙三国吴简暨百年来简帛发现与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以下所引论文未注明出处者，均系会议论文提要或发言稿），有关走马楼简犊研究的各类文章已达50余篇。另有日本长沙吴简研究会主编的《嘉禾吏民田家莂研究》一集，因尚未见中文译本，在此暂不论及。现将国内有关走马楼简续的研究情况综述如下。

一、关于吴简本身的研究

走马楼简牍多达十余万枚，简牍种类有简、牍、签牌、封检、封泥匣等，内容可分为符券类、簿籍类、书檄类和信札及其他杂类等，涉及社会、经济、政治、法律等诸多方面。因此，如此数量巨大而内容丰富的简牍为何集中出土于J22一处，J22性质如何，成为走马楼简牍发现以后学术界首先关注的一个问题。
关于 J22的性质，李均明、宋少华等执笔的《关于长沙出土三国东吴简牍的数量和内容》（《中国文物报》1997年2月16日）和宋少华。何旭红的《嘉禾一井传千古》（《文物天地》1997年第4期）等都将J22定性为古井，而《简报》和《新收获》等则将其定性为古井窖。此外，胡平生、宋少华的《长沙走马楼简牍概述》（《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7年第3期）则认为，J22并不是水井，而是一座废弃的空仓。简牍也不是随意丢失的，而系有意的存放。
关于简牍埋藏原因，胡平生、宋少华在上文中认为，走马楼简牍中有很多档案文书，必须妥善保存。因此，这批简牍是“在事隔多年之后，有目的的将它们放置在空仓里，既有到期失效，就此作废的意思，也有郑重封存，避免流失的意思”。宋少华、何旭红执笔的《简报》认为有两种可能性：其一，以简牍埋放的形式看，可能与三国末年西晋灭吴的战争有关，地处偏远的长沙郡府官员有意将这批籍册瘗埋，当有改朝换代或伺机东山再起之意。其二，按照古代档案的管理制度，对早期的、过期的一般性档案文书若干年后便要进行处理。因此，将简牍埋入井窖之中极有可能是吴国长沙郡府官员对早期文书的一种处理方式。王素等的《新收获》赞同《简报》的后一种分析，认为J22废弃后便成为堆放弃掷物品的场所，因长沙郡府和临湘侯国衙署距此不远，府署的文书档案，年久废弃，便都堆放于此。邱东联《长沙吴简与吕壹事件》（《中国文物报》1999年12月8日）对上述观点提出异议，认为简牍的废弃与孙权赤乌元年日壹被诛一事密切相关，是吕壹事件导致了这批简牍的废弃与埋藏。
释文是简牍研究的基础工作，上述走马楼简牍资料公布以后，研究者对其中的误释、漏释之文进行了考释和补正。侯旭东《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释文补正》（《中国文物报》1999年7月ZI日）、胡平生《长沙走马楼三国孙吴简牍三文书考证》（《文物》1999年第5期。以下简称《考证》）、《读长沙走马楼简牍札记（一）、（二）、（三）》（《光明日报》2000年3月31日、4月 7日、4月21日。以下简称《札记》）、王素《长沙走马楼三国孙吴简牍三文书新探》（《文物》1999年第9期。以下简称《新探》）。《长沙走马楼简牍研究辨误（一）、（二）、（三）》（《光明日报》2000年6月25日、7月21日、8月25日。以下简称《辨误》）、谢桂华《中国出土魏晋以后汉文简牍文书概述》（《简帛研究》二○○一）、高敏《〈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嘉禾吏民回家前〉释文注释补正》和王子今《走马楼许迪郮米事文牍释读商榷》（二文均见《郑州大学学报》2001年第4期）等文可为代表。其中，高文对《田家莂》释文作了认真详细的研究，指出了整理者在对这批简文整理过程中出现的六十余处漏注或因校勘不慎造成的误注，并逐一予以补充和订正。胡平生、王素则对某些简文的考释及其研究方法分歧较大，如《简报》J22-2540简中的“曹”、“若”之争和J22．2499简中的“僧”、“侩”之辩等。

二、“田家莂”研究

对“田家莂”的研究，目前主要围绕“田家莂’性质及其形制特征、田家身份及其佃田与租税、田类名称及其涵义、长沙郡民俗及其社会经济状况、“田家莂”统计错误及其原因等展开。
“田家莂”的性质及其形制特征是“田家莂”研究中的一个基本问题。关于“田家莂”的性质，《田家莂》在《解题》中认为，它是由临湘侯国（县）四户曹署官吏制作，“将当年缴纳米、钱、布等租税汇总后的总券书”。高敏《论〈吏民田家莂的契约〉与凭证二重性及其意文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