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论文：评余英时的《朱熹的历史世界》[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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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英时先生研究朱熹时代的政治文化这一重要课题期间，我曾与他有过几次电话交谈，深感这项研究使他充满快乐和兴奋。他清楚地意识到这项研究所具有的挑战性，从而格外重视这项研究，远超朱熹研究中一般所常有的重视程度。这项研究起因于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黄进兴教授邀请他为新版的《朱子文集》作导言。但在阅读与写作的过程中，余先生越来越深入于朱熹的世界。最后，在他完成序时，他已写成了三篇长稿，为这部后来的两卷本专著奠定了基础。余先生的著述涉及中国文史各领域，范围之广令人惊叹，并以考证精细、历史与文献分析的擅长而令人关注。此前，余先生虽曾专论朱熹，但他的大多数著述集中在别的时代与主题上。30多年前，我还是一个初出茅庐的研究生，正开始研究朱熹与宋代儒学。那时，我有幸随余先生拜访了他的老师钱穆先生，度过了一个难忘之夜；当时钱先生刚完成了五卷本的《朱子新学案》（台北，1971）。也许是由于那晚给我的印象太深，我从他们师生两人身上辨认出一些相似之处，他们均以考证和历史分析著称，最终都将注意力转向了大规模的朱熹研究。在中国学术界极贬朱熹的时代，钱先生的《朱子新学案》是一部里程碑式的著作，它引导众多学者们对朱熹的哲学转有一个更积极的认识。由于朱熹的研究中哲学方法占据着主导地位，因而需要有所发展以求制衡，特别是从更具史学的方法来关注朱熹时代的政治文化。 我的《儒学话语与朱熹的优势》（夏威夷，1992年）与《朱熹的思维世界》（台北，1996；西安，2002）也试图转向这个方向；当然，余教授的《朱熹的历史世界》（台北，2003年；北京，2004年即出）在对哲学方法的挑战上跨出了更大的一步，它提供了更详细更具史实的研究，说明了政治斗争在朱熹的思想和道学的发展中的关键性。由此可见，自钱先生的开拓性著作以及我的一些努力以来，余先生的新作又使这个领域取得了很明显的进展。然而，正如有关重要而有意义的问题的任何坦率论述一样，余教授的著作中也蕴含着值得进一步讨论的议题。
　　本书的副标题清楚地表明，它的侧重点是宋代士大夫的政治文化。"政治文化"是指政治史，特别是党争及其文化背景。例如，朱熹十分关心现实的党派政治，并为自己所属的派别不够强大而忧心重重（卷1，28页）。"士大夫"( 又译"学者-官员"）这个术语突出了他们积极参与政府事务的角色；换言之，宋代知识分子并不像晚近学术界越来越流行的观点所认为的那样仅仅是一批"士"或者"文士"。因此，本书的副标题实际上透露了余先生并不赞成晚近学术界将宋儒描写成"内向偏转"，而且对关注心性修养与地方事务的研究倾向的不满。余先生要用史料说明，书中涉及的宋代主要的知识分子都像朱熹一样，自始至终关怀的都是中央政府的政策及其对于全国的影响。因此，余先生在北美汉学界越来越占据主导地位的以社会史方法研究宋代知识分子的门径之外，另开了一条路。北美学者几乎将注意力全部放在地方精英及其网络的社会、政治和经济活动方面。北美汉学界的社会史家们也许会感到，余教授对于晚近宋代研究的概括并没有能够充分认识到他们的著述已将知识分子的研究从全国层次下降到地方精英。然而尽管他们关于地方精英的著述有其深刻之处，但总的说来，他们仍然接受了一种狭窄的来自于元代的《宋史》编撰者，以及陈荣捷教授的朱熹研究所贡献的道学观念，即或将道学等同于程朱学派，或将道学化约为一套特殊的哲学观念。余教授将重点放在道学家参与全国性政治活动的一面，这无疑是明确提出了另一种关于道学本质的看法，即将道学看成是自始至终致力于中央政府决策与政策实施的改革运动。除了对于在北美历史学界占有统治地位的社会史研究路径提供了抗衡性的力量以外，余先生本人在写作时似乎主要面对长时段的学者，他们既包括几百年以前的古人，又包括几百年之后的读者。因而在书中，他既很少针对他的同时代人发问，又很少直接参与同时代人的争辩，因而，感觉到余先生在概括该领域时没有对具体专著给与足够注意的，并不仅仅是社会史家们。无论如何，余先生的著作总的说来更注目于未来的中国读者，而不是眼下的西方汉学家。
　　通过考察朱熹的历史世界，余先生提供了一种替代流行的哲学史研究的新路径，在哲学史的个案研究中，道学的意义是由一系列外在的、基于西方哲学的建构所决定的（马克思主义的解释也大概被他包括在这个概括中）。道学被哲学化地从儒学中抽离出来，道体又从道学中抽离（例见，卷1，33页）。这一看法与上一段的论述是一致的，因为余先生抱怨说，由于将道学主要看成是论道或传道的术业，因此学者们对道学党争通常缺乏足够的重视（例见，卷2，104页）。与此不同，余先生将道学与政治文化联系在一起，因此他对张载抱怨人们"以道学、政术为二事"（卷1，172页）深有同感。余先生有翔实的史证支持他的看法，这里我只简要地评介一下他关于张载的《西铭》以及程颐的评论的解释。程颐认为，张载既讲"文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