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论文：西方的唐代传奇与变文研究[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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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唐一代，不仅诗歌创作臻于鼎盛，散体文学中的传奇创作也获得了空前的发展。正如鲁迅所说：“小说亦如诗，至唐代而一变，虽尚不离于搜奇记逸，然叙述宛转，文辞华艳，与六朝之粗陈梗概者较，演进之迹甚明，而尤显者乃在是时则始有意为小说。”而且传奇者流，虽源出于志怪，“然施之藻绘，扩其波澜，故所成就乃特异”（《中国小说史略·唐之传奇文》）。除此而外，这时一种源出于佛教文学的虚构文体——变文，也盛极一时。它韵散相间，唱白并用，或诵神魔，或讲俗世，形式和内容都很独特。唐代这两种鲜活的小说样式，已经引起西方汉学界高度的重视。

学术研究概况

　　在西方，唐代传奇在本世纪初叶才受人重视，高延（J.J. M. de Groot）和亚瑟·韦利（Authur Waley）均较早做过介绍。[1]第一个重要译本是爱德华兹（E.D. Edwards）的《唐代丛书》译介，名为《唐代散文作品》（伦敦，1937～1938）。该书凡两卷，上卷介绍一般散文，下卷介绍传奇故事。下卷分三章：第一章《中国小说概况》设两节，介绍唐代以前和唐代小说的发展；第二章《小说——〈唐代丛书〉》设四节，除“导言”外，分别介绍“爱情故事”、“英雄故事”和“神怪故事”；第三章是上卷译介的续篇，继续介绍《唐代丛书》中的作品。该书不仅在译介部分提供了较详的注释，而且在介绍部分提出了一些值得认真探索的重要问题，如中国小说发展的特殊历程、文言小说的类型及其特点、《唐代丛书》所辑作品的真实性（书末附录论及此旨）等。这部书以其大量译介和深入探索而独步于当时，影响较大，1974年又再次刊行。
　　 六、七十年代，译例渐多，一些著名译者提供了多种脍炙人口的合译本，例如林语堂、鲍吾刚（Wolfgang Bauer）和傅海波（Herbert Franke）、王德箴、马幼垣和刘绍铭等人的辑本。这时，单篇作品的翻译也多了起来。《莺莺传》、《游仙窟》、《三梦记》、《虬髯客传》等名篇较受重视。其中，《游仙窟》在国内早已失传而存于日本，霍华德·利维（H. S. Levy）英译之，也在日本（东京）出版。而且译者加有副标题——“中国的第一篇中篇小说”，指明该文的性质。这时的学术研究，尚不见专著出现，但有些文章（包括博士论文）写得颇具功力，如谭霞客（J. Dars）的神怪小说特点研究、马幼垣的古文与传奇写作研究、海陶玮（J.R. Hightower）的《莺莺传》研究、艾德金斯（C. P. Adkins）的主角研究等等。[2]
　　最近一二十年，不仅论文数量有所增加，而且有几种文集和专著问世。马幼垣以《长恨歌传》等篇为例，分辩唐传奇里的事实与幻想，启发了后来历史与小说文体特点的探讨。张汉良的研究别开生面，他喜欢运用结构主义方法，对《枕中记》、《南柯太守传》等作品的结构做了独特的分析。[3]刘绍铭看到西方学者对中国的爱情观有所误解，便以几篇唐传奇为例加以批驳。[4]杜德桥（Glen Dudbridge）也是个较多致力于唐传奇研究的学者，他的研究为读者提供了丰富的背景知识和版本知识。[5]80年代初，《唐学报》（年刊）于美国科罗拉多大学创刊，刊行至今，时见有小说研究登载。前后不出几年，又有两部文集问世，一部由杨力宇和艾德金斯合编，名为《中国小说论集》（香港，1980）；其中辑有两篇文章论及唐传奇，其为倪豪士（W.H.Nienhauser）的《虚构文学初探：中国九世纪末期的古典传统和社会》和艾德金斯的《唐传奇故事里的主角》。另一部是译文集，由高辛勇编辑，多人合译，名为《中国古典神怪故事》（香港，1985），选唐代作品30余篇，占全书三分之一强。高氏所撰导言介绍神怪小说的渊源与流变、类型与结构以及有关的编选与今译，叙述颇为详明。唐纳德·杰尔逊（D. E. Gjertson）的《奇异的报应：唐临〈冥报记〉研究与翻译》（伯克利，1989）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佛教研究丛书之八，该书译出故事57篇，且有考评，旨在填补西方缺少佛教神怪故事的空白。此外，在刘若愚的《中华游侠》（伦敦，1967）、 薛爱华（E. H. Schafer）的《女神：唐代文学中的龙婆雨女》（伯克利，1973）、张心沧的《神怪故事》等书里，也可看到一些有趣的传奇故事及其解说。
　　更为重要的是，这时问世的几本专题性著作，大大提高了西方的唐传奇研究的水平。在《中国小说里的幻想与写实》（旧金山，1984）一书里，作者李玉华（译音，Lee Yu-hwa）就名篇《会真记》和《李娃传》，比较研究唐代爱情主题及其表现方法的不同，同时也触及到了一些基本的文本问题。而比尔特·布劳特（Birthe Blauth）的近著《古代中国的鬼狐故事》（法兰克福 ，1996），主要是关于《太平广记》第四四七至四五五卷所录故事的研究，但涉及较广，诸如《太平广记》的文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