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论文：评《剑桥中国隋唐史》[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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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部書是《劍橋中國史》的第三卷。
　　據《總編輯序》，《劍橋中國史》主要是給西方的歷史讀者提供一部有內容的基礎性的中國史著作，雖然在具體的編寫過程中，隨著研究成果的增加、新的研究方法的出現以及研究領域的擴大，與原計劃相比，全書的篇幅有了成培的增加，但其基本的目的似乎並未改變。以我們正要評價的第三卷而言，它主要是以時間爲序（時段的劃分基本上是以皇帝爲單元），大致以《資治通鑑》爲線索，敍述了隋唐的政治史。從全書總體來看，這樣的敍述基本上屬於教科書性質，而不是研究性質。正在編寫中的第四卷可能將主要論述隋唐時期的制度、社會經濟、宗教、民族以及對外關係等種種專題(如本書第四章敍述“和佛教僧徒的關係”時，作者出注說“詳情可參考《劍橋中國史》第4卷中S．溫斯坦所寫的一章”。第216頁)。這種編排方式，與呂思勉先生所編撰的四部斷代史（《先秦史》、《秦漢史》、《兩晉南北朝史》、《隋唐五代史》）的體例十分相似，而我們目前坊間所流行的教科書大多採用的，則是先劃分時期，然後再在每個時期之內敍述其政治、制度、經濟等狀況，文化部分被置於全書之末，一統介紹。兩者相比，我以爲前者更爲可取。
　　面對這部二十年以前西方學者編寫的教科書式的隋唐政治史，我們覺得實在難以置評。作爲教科書，它主要是對學界已有的研究成果的綜合和吸收（當然也包括執筆者的成果）；他們編寫時所能參考的也祇能是二十前的研究成果。用這二十年來的學術研究的進展作座標來品評這部二十年前的著作，不僅有苛責之嫌，也實在沒有多大意義。
　　但這祇是從整體上來說的。由於書出惺郑瑢懽魉接袇⒉钍亲匀坏摹Ｈ珪彩拢谝徽隆皩а浴睂凫陡庞^性的東西；第二章至第七章分別敍述了隋朝、唐高祖、唐太宗、唐高宗、武后·中宗和睿宗、唐玄宗時期的政治史；第八章“中唐和晚唐的宮廷和地方”，是圍繞唐後期中央與藩鎮的關係展開的討論；第九章“晚唐的宮廷政治”，主要敍述的是唐後期（宣宗以前）的中央政治，但其第一節“安祿山之亂及其後果”與第八章多所重複，而其深度卻又遠遠不及。第十章“唐朝之滅亡”是懿宗以後的政治史，其中心是唐末的社會動亂。第七、八兩章寫得最有深度，已不僅僅是對政治史事的梳理和敍述了。
　　許多學者都將唐後期的政治史概括爲藩鎮、宦官、党爭三項，學術界研究的重點也確實是在這三個方面。這三個問題也是本書著力比較多的方面，但頗具新意、很有啓發的是關於藩鎮的研究，即本書第八章。
　　最早人們對藩鎮的認識是粗湹模誀懓彩分畞y以後，唐朝就進入了藩鎮割據的時代，以後又進一步惡化，最終出現了五代十國的分裂局面。二十世紀六十年代，臺灣學者王壽南先生完成《唐代藩鎮與中央關係之研究》（大化書局，1978年）纔使我們比較清晰地認識到，在唐後期，並不是所有藩鎮、在所有時期都是跋扈於中央的；換言之，藩鎮對中央的跋扈有時間性和地域性。八十年代大陸學者張國剛先生發表《唐代藩鎮的類型分析》（見其《唐代藩鎮研究》，湖南教育出版社，1987年），將唐後期的藩鎮分成河朔型、中原型、邊疆型、東南型四類，其中割據於中央的是河朔型。這實際上是將藩鎮對中央跋扈的地域性進一步予以明確化了。不論藩鎮是不是一級軍鎮合一的實體，它之所以能夠跋扈于中央，根本原因是其擁兵；沒有這一基礎，它就不可能跋扈於中央。安史之亂發生以後，許多地方利用各種契機、通過各種方式都已擁兵；在其擁兵的條件之下，它對中央的態度，實際上反映著中央是否能夠有效地控制它。因此，中央對藩鎮的控制，纔是藩鎮與中央關係的關鍵：中央有能力控制之，則藩鎮所擁之兵就能爲中央所用，否則就極易出現跋扈於中央的局面。本書第八章的作者C.A.彼得森先生在認識唐後期中央與藩鎮的問題時，恰恰抓住了這一關鍵。他將藩鎮分成“自治的藩鎮”和“忠於朝廷的藩鎮”兩大類，在敍述安史之亂以及安史之亂以後的代宗、德宗、憲宗各朝與藩鎮的關係，在論述中央政府企圖對藩鎮進行限制的種種措施（如裴垍對賦稅上繳之制的改革，將駐守于支郡之兵劃歸州刺史統領以削弱藩鎮對軍隊的控制力量等）、以及藩鎮的文職化時，都是緊緊圍繞著“控制問題”來展開的。這無疑大大深化了我們對藩鎮問題的認識，因此它已不僅僅是研究視角的變化了。當然，在敍述上似乎不如第七章那樣有條理。
　　崔瑞德在第七章關於玄宗朝政治史的敍述中，有許多值得研究者重視的觀點，雖然這些觀點可能囿於本書的體例而未能得到充分展開。比如，關於710年到720年間宰相構成的分析（第346頁）；關於中書、門下的合併（他認爲這是在714年至720年間門下侍中和中書令從未同時在職的情況所導致的。第349頁）；關於李林甫財稅改革的意義（政府放棄了稅率、勞役以及財政管理實施細則全國一致的總原則。第400頁。另參417頁）；指出主持科舉考試的機關由吏部轉至禮部，是“削弱吏部控制官員出仕和他文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