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管理论文 ：论技术档案工作大连会议的历史地位[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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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的科技档案事业已经走过了５０年的发展道路，取得了辉煌的成就。１９５９年１２月召开的技术档案工作大连现场会议（简称"大连会议"）以及会议讨论通过并经国务院批准发布实施的《技术档案室工作暂行通则》，对于新中国科技档案事业的发展，具有奠定基础、开航导向的重要意义，在新中国科技档案事业发展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充分认识大连会议的历史贡献，继往开来，对于今天和以后科技档案工作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一、 明确了管理对象，规定了科技档案同科技资料的正确区分

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者，向来重视正确的认识对于工作实践的指导意义。建设和发展科技档案事业，最基本的条件之一是必须明确科技档案工作的具体管理对象。大连会议的第一个重要贡献是正确认识了科技档案工作的管理对象，描述了科技档案的基本特征，揭示了科技档案的本质属性，并且以科学的语言形成了科学技术档案概念。

建国初期，随着国民经济恢复和大规模经济建设的进行，产生了许多新型文件，特别是以技术为内容而具特殊形式的文件材料。这些材料是什么，要不要管，由谁来管，怎么管？当时人们的认识，首先是对这些材料的性质和认识，是模糊甚至是混乱的。主要有三种看法。

第一、认为是技术资料或资料，把所有这些以技术为内容而以图样和文字为表现形式的材料，统统称作技术资料，在观念和认识上远离档案范畴。因此，相关的人员、工作和机构被称为技术资料员、技术资料工作、技术资料室。

第二，被称为技术档案资料。同前者"远离档案范畴"相比，这种认识有了一定的质变，即把对象同"档案"联系起来，承认它们是"档案"，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没有这个进步就不会有后来的"科学技术档案"概念。但它仍然有很大的局限，即把对象同时又看作是资料，没有认识到档案和资料是本质上互相区别的两种事物，相反把这两种性质上完全不同的事物用一个名词串连起来，形成"科技档案资料"这样一个非甲非乙的混沌概念。

第三，使用了"技术档案"的称谓。中国人民大学历史档案系１９５６年和１９５８年先后编写的科技档案管理学讲义《技术档案管理与组织》都开始使用了技术档案的称谓。１９５９年６月由该系编辑出版的学习参考书，定名为《技术档案的整理与保管》，也明确使用了"技术档案"称谓。这同前述第二种认识相比较，当然更符合实际、贴近真理。但事实上仍处于认识上的犹疑和不确定状态，就在１９５８年编写的讲义内容中，却又出现了"技术档案资料"的提法，反映了理论认识上的不确定性。

上述事实表明，当时对管理对象在认识上的混乱和模糊，其核心问题是对科技档案和科技资料这两种不同性质的材料混淆不清。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是由客观和主观两方面的原因造成的。从客观的因素讲，在"一五"计划时期，我国所进行的重大建设项目，基本上都是由国外进行设计的，外来图纸和文件成为指导建设、施工、生产的主体；外来设计文件，自行设计文件，同交流购置来的资料同时存在，科技文件、科技资料甚至科技情报混杂在一起，加以如此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如此汹涌而来的数量巨大的技术图纸、文件和资料，是中国档案工作者所从来没有经历过的。从主观的因素来讲，建国伊始，新中国的档案事业处于创建初期，我们还来不及对科技和经济建设事业中形成的新型档案特别是科技档案进行比较深入的研究。人们对科技档案和科技资料的认识基本上处于感性认识阶段，二者在内容和形式上的相同或相近，很容易造成人们在认识上的混淆。

然而，管理对象问题不解决，正常的科技档案工作就无法建立，新中国国家规模的科技档案事业就不容易发展。正是技术档案工作大连会议正确地解决了这个问题，明确了科技档案工作的管理对象，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科学地解决了科技档案和科技资料的区分问题：科技档案是"记述和反映一个单位的基本建设、生产技术和自然科学研究等活动，具有保存价值，并且按照一定的归档制度作为真实的历史记录集中保存起来的技术文件材料（包括图纸、照片、表报、文字材料等），它不仅在生产、建设和科学研究工作中具有参考使用的价值，而且具有积累经验、保存历史面貌和参考凭证等作用"，而"技术资料则是一个单位为了参考的目的而收集和复制的技术文件材料，它只具有参考使用的价值，根本不能起真凭实据的作用"。这就从性质和作用两个基本方面科学地把科技档案和科技资料正确地区分开来，以此为基础，确定了科技档案工作的管理对象是科技档案，同时要兼管科技资料。

四十年前的大连会议，正确地提出了必须实行科技档案同科技资料的科学区分，指出"技术档案和技术资料不分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技术档案工作就无法建立、健全和发展"。四十年后的今天，我国国家规模的科技档案事业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不仅科技档案同文书档案等实现了综合统一管理，而且科技档案、公共管理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