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论文：戴震对宋明新儒学的误读及其思想的时代意义——兼对心之诸能力的阐发[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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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戴震是十八世纪清代考据学运动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他把考据学的方法与对义理的阐释结合起来，对儒家经典进行了重新解读：他以“血气心知之自然”言性，性无不善，然不免有“失”，所以必须通过对理义的学习以使同样是出乎自然的“心知”进于神明，如此方能使心之“反躬”在情欲之流行中把握到理。基于这样一种理解，他对宋明儒的心性之学，对他所以为的程朱理学身上的老、释、陆、王的成份进行了批判。然而这种批判却是基于对性、情、理、欲等一系列基本概念及宋明儒所谈论的问题的误读，这种误读使戴震在贯彻其思路时遇到了极大的困难。为了解决这种困难，戴震最后对“心”的理解超出了传统儒家的立场，而使人心带上一种知性甚至理性的色彩，从而预示着近代哲学的发端，其思想的时代意义也正于此。

明季以降，学术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论文论文参考网士人们有感于家国之痛，慨然以天下事自任，经世致用之学于是大兴。对宋明新儒学之“空疏无用”的批判导致了重新建构儒学传统的努力，即通过运用一种极具实证精神的训诂考据的方法来恢复儒家经典的本来面貌，清除佛道教义对经典的污损。这样一种传统对十八世纪的考据学派的意义在于它提供了一种新的解读经典的方法。这样一种方法最终导致了对儒学经典的道德特征的忽视，在他们看来，自然科学（指他们对天文、历算、算术和地理等方面知识的兴趣）和文献考证等技术手段对于经典的解读才是本质重要的。然而，他们对宋明新儒学的批判显然是基于一种误读，这一方面是由于批判本身的要求；另一方面则是由于他们所运用的以考证为特征的儒学话语使他们无法读懂宋明儒所讨论的那些问题，这些有关道德践履、心性修养的问题对于他们的努力来说，是无关紧要的。

然而这种误读却是必然的。晚明以来，社会生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人们开始以一种完全不同的方式领会他们所处的世界，人心开展出另一种向度。基于这样一种变化，人们是以自己领会世界的方式去面对古人生活中所特有的问题，如此，误读就不可避免了。不过，这是一种了不起的误读。因为他们在这种误读中阐明了自己所属的那个时代的内在意蕴。而所有这一切，都在戴震身上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

戴震是十八世纪清代考据学运动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同时又是那个时代的最后一个哲学家。戴震在其最重要的哲学著作《孟子字义疏证》一书中把考据学的方法与对义理的阐释结合起来，他从对经典中理、气、性、情等基本概念的考释入手，认为只要通过运用考证的方法，清除其中佛道的成分，就可以经纠正朱熹及其他新儒家学者对这些概念的错误理解，从而得以把握《六经》、孔、孟之真精神。但我们有理由怀疑，这种实证的方法对于本不属于认识领域中的真理的把握是否是同样有效的。

对戴震哲学的分析，不仅要考察晚明以来学术史的变迁及社会生活的变化对学术的影响，这自然是一个极重要的方面，但我们在此试图从另一个角度考察其思想，即直接从概念本身入手，分析戴震和宋明儒在一系列基本概念上的不同用法，来说明人心的变化，进而说明社会生活的变化。在我们看来，有此理，必有此心；无此心，必无此理。一切学术最终都是对心的研究，或者说，一切学术研究必然都是对心之某种存在的显明。心由于所面对的事物本身及其所处的条件（中国人称之为“时”）的不同，因而有种种不同道理的把握，然统而言之，不过是同一个心的不同妙用。因此，我们解读戴震哲学的方法与戴震解读儒家经典的方法是不一样的。既然学术是对心的阐明，因而一种学术被了解为一个体系是可能的，也是必要的。正是出乎把戴震哲学从一种体系来解读的目的，我们的做法难免会引起那种实证研究的不满，在我们看来，这并不意味着把某种东西强加给戴震，我们仅仅是把戴震本人说得不清楚的东西说清楚，把他想说而又未能表达出来的东西给他说出来。

因此，我们分析戴震哲学的目的所在，便是要把握戴震是如何阐述心的某种不同于传统中国人的运用，即阐述心之知性乃至理性运用的方面。并且我们把戴震的这种误读看作是对心之某种运用的执着，而未在一种更深的基础上把这些不同运用协调起来。如此看来，具有实证精神的考据学运动的意义并不在于对宋明心性之学的批判，也不在于对儒家经典本来面貌的或多或少的把握，而是在于这种考据的方法阐明了心之不同于良知运用的一面，他们所阐述的道理不过是这种运用的结果。而这正体现了明季以来社会生活所发生的深刻变化，这种思想的时代意义也正在于此。

一、 天理与分理

戴震对“理”的理解存在着两个基本混淆：其一，未把“物之理”与“人伦之理”区别开来；其二，认为理只是“分理”，而把“天理”与“分理”等同起来。

先谈第一点。戴震一方面认为“理在物之质，曰肌理，曰腠理，曰文理”（《孟子字义疏证》卷上，以下简称《疏证》），另一方面又认为把握这种理是“智之事”、“圣之事”行政管理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