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论文：何为儒家之道（三）[1]

佛教赢得中国的接受以及它在中国的转化，包括引进、本土化、成长以及获取印度那种独特的精神性形式，这一过程持续了六个世纪。由于佛教的观念是通过道家的范畴而被引进中国，并且，道教又得益于借取了佛教的建制与仪式，于是，中世纪中国的精神动态就表现为以佛道两家的价值为特征。在这一背景下，作为一种主导的思想力量，儒学的再次兴起就要包括两个方面：对佛道两家挑战的创造性回应，以及对古典儒学睿识富有想象力的再诠释和再获取。此外，唐朝瓦解之后，来自中亚以及后来蒙古的对于中国文化生存的巨大威胁，促使知识分子通过深化他们共有的批判性自我意识，来护持共同的文化遗产。为了丰富他们的体知和保存中国这一文明国度，他们探索了那使得儒学成为一个富有生命力传统的象征和精神资源。论文论文参考网

天人合一的视域

宋朝在军事上不如唐朝强盛，地域上也比唐朝狭小，但是其文化的灿烂和经济的繁荣，在中国历史上却是史无前例的。宋代的“商业革命”产生了包括繁荣的市场、密集的人口居住城市、精细的交通网道、戏剧表演、文学团体以及民间宗教在内的种种社会形态。直到十九世纪，这些形态在许多方面仍然保持不变，以至于使得著名汉学家内藤湖南（Naito Torajiro）将这一历史时期作为“现代”中国的开端。的确，宋代在农业、纺织、油漆、瓷器、印刷、海上贸易以及武器制造方面的技术进步，在当时世界范围内是无与伦比的。这表明了当时中国不仅在文化艺术方面首屈一指，而且在科技方面也是处于领先地位的。贵族制的瓦解、刻印书籍的广为流传、教育的民主化、以及科举制的全面实行，产生了一个新的以读写流畅、社会意识和政治参与而著称的社会阶层——士大夫。诸如经学家胡瑗（993-1059）、孙复（992-1057），改革家范仲淹（989-1052）、王安石（1021-1086），文学家兼官员欧阳修（1007-1-72）、苏轼（1036-1101），政治家兼史学家司马光（1019-1086）以及形上学家邵雍（1011-1077）等等，这些士大夫阶层的杰出成员们为儒学在教育、政治、文学、史学以及宇宙论方面分别做出了自己的贡献。而在总体上，他们又影响了一种知识文化风范的发展，这一风范是由儒家伦理所塑造的一种生活方式。

然而，历史上所理解的作为道学谱系之建立的儒学复兴，可以通过从周敦颐（1017-1073）经张载（1020-1077）、程颢（1032-1085）、程颐（1033-1107）到朱熹（1130-1200）这一线琐得以追溯。这些思想家们发展了一种包容广泛的人文主义视域，这一视域将个人的修身同社会伦理、道德形上学以及一种总体性的人生哲学有机地结合起来。在宋代知识分子看来，这种新的哲学真正地复活了古典儒家的睿识洞见，并成功地将这种睿识洞见应用到了他们当时的种种关怀之中。

周敦颐

周敦颐巧妙而富有创造性地说明了宇宙“大化”和人的道德发展之间的关系。在其宇宙论中，作为万物中秉承天赋的最优秀者，人之本性是天人合一的创造性中心。通过从《易经》中所体现的儒家形上学的视角，对道家《太极图》进行的在思想上颇具刺激性的诠释，周敦颐发展了这种无所不包的人文主义：

无极之真，二五之精，妙和而凝。干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气交，化生万物，万物生生而变化无穷焉。

唯人也得其秀而最灵。形既生矣，神发知矣。无性感动而善恶分，万事出矣。[1]

这种宇宙论的视域试图建立中国式的三位一体观：天、地、人。如此理解的人类是卫道的骑士，因为，需要辅助和滋养天地化育过程的种种价值，内在地体现于人的本性之中。

就定义而言，人是一种精神性的存有。作为人的神圣性所在，在圣人境界的理念中得以生动地描绘。周敦颐将圣人描绘为“诚”、“神”、“几”这三种天人合一特征的生命体现。“诚”，也可以被重新措辞为真实性和实际，它蕴涵着一种本真性。既然圣人象天地一样，完全忠实于天赋的最完美的人之本性，圣人就始终处在一种无须任何自我表达的宁静状态之中。既然“诚”被界定为“寂然不动者”[2]，通过体现“诚”，圣人便展示了无欲无为的本真的人性。不过，圣人境界同时也是五常德的基础以及所有行为的根源。这是基于这样一种信念：尽管圣人始终处于寂然不动的状态，但是他们却象神明一样“感而遂通”。[3]作为感应性的圣人境界，必须以精神性的用语加以重新界定。它不仅仅是“诚”，同时还是与事物相感格的惊人的能力，正是这种能力突显了圣人的妙用（modus operandi）。拥有仁、义、礼、智、信的儒家圣人之不同于永远居于不动状态的道家圣人，在于一个微妙却关键的方面：道德创造性。虽然圣人超越于各种分别之上，包括善恶的分别，但圣人却可以在人事的纷繁复杂中游刃有余。在稠密的人际关联中开辟行政管理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