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论文：世界“文明冲突”中的儒家文明[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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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或许具有某些审视当前国际关系的理论价值，但他将“儒教文明”列入冲突的源点却是错误的。因为儒家学说不是宗教，不会构成作为宗教冲突的文化因素；儒家文化是一个开放的文化体系，它是由多种文化集合和融通而成的；中国自近代以来由于民族危机激发出了强烈的“文化民族主义”，但随着中国未来的强盛，这种阻碍中外文化正常交往的思潮即将消亡，不会成为“文明冲突”的原因。
关键词：“文明冲突论”、儒家文化，兼容并包、“文化民族主义”

一、问题的提出
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塞缪尔?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由于美国9.11事件的爆发而再次受到人们的关注[1]。8年以前中国学术界将其引进并译出，不能不说带有某种先见之明。尽管当时的学者多从批驳的角度看待它[2]，但无疑为我们研究文化、宗教以及国际关系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论文论文参考网亨廷顿的基本观点是：21世纪世界引起冲突的根本原因将不再是以前人们所认为的经济因素或意识形态的隔阂，人类在宗教、文化方面的差异，也就是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将成为全球未来战争的导火索。亨氏甚至预言，基督教文明与伊斯兰文明的冲突将是下一个热点问题，并认为儒教文明也是其冲突的源点，它将与伊斯兰文明联合共同对付西方社会。该书的封面也颇具象征性：上面所有三张照片，两侧是基督教堂和清真寺的立柱，中间是中国的长城。
对于亨廷顿的观点，我们姑且不论其出发点是什么，但现在看来，至少有两方面是值得注意的：其一，世界历史上由于文明的差异与隔阂确实存在一系列的分歧与冲突，其中特别是宗教文化区域间的对抗与战争，如十一世纪出现的东西方两大宗教之间的“十字军东征”。而且这种因文明不同引起的宗教冲突与战争以及种族冲突与战争还将在不同区域、不同国家间发生。其二，9.11事件虽然不能看成是纯粹的文明冲突，但决不能否认其有深刻的文化、宗教和历史的原因。从伊斯兰教原教旨主义的不断“国家化”（阿富汗塔利班政权）与“国际化”（本?拉登的“基地”组织）的趋势和采用恐怖手段袭击普通民众，以及美国总统布什在事件发生后关于“第二次十字军东征”的口误来判断，单纯地从国际关系方面来解释这一事件的爆发，已显得过于简单了。从文化学的角度看，前者表现的是一种文化极端主义，其中虽然隐含了种种政治、经济因素，但由于所谓“圣战”的擅提以及针对普通民众的恐怖活动，使人们感到这一事件已经超出了一般意义上的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的冲突，而上升到整体文化层面上的对抗。事实上也是如此，本?拉登及其追随者在事件发生后，特别是在美英对阿富汗塔利班政权“宣战”以后，就一直通过传媒号召全世界的穆斯林展开对西方世界的“圣战”，试图将反恐怖战争导入“文明的冲突”之中。后者，即美国为首的西方各国，则表现出典型的文化霸权主义，他们以维护所谓“美国生活方式”为借口，不顾各文明区域间文化的差异与发展的不平衡性，粗暴地干预这些国家或地区的事务；事件发生以后，布什总统本能地口误所谓“第二次十字军东征”，虽然他后来做了许多解释与修补工作，但是这一口误，既便不是潜意识的表现，也是文化霸权主义的继续张场。因此，9.11事件，从文化层面来剖析，如果不是纯粹的“文明的冲突”，那至少也是文化霸权主义与文化极端主义的对抗与冲突。从这一意义来讲，我们认为亨廷顿关于“文明的冲突”的理论范式是有意义的，至少他唤醒了人们对不同文化间隔阂和分歧的重视，深化了人们对这一问题的认识。
不过，我们在肯定亨氏“文明的冲突”的理论意义的同时，对于他把儒家文明“列入”“文明的冲突”的源点之一，并认为未来的文明冲突将是伊斯兰文明与儒教文明联合起来反对西方文明的说法，却是不能认同的。很显然，亨廷顿先生对于中国文化缺乏系统而深刻的认识，才会产生对于儒家文明的认识偏差与误区。

二、儒家文化不是宗教，不能称为“儒教”。

儒家思想是中国几千年来占主流地位的文化，并且影响了占世界五分之一的人口，包括中国、日本、韩国以及东南亚许多国家与地区，而且只要有中国人的地方，都有对孔子、孟子的崇拜与信仰。正是这一思想的持久力与影响力，使得中国与西方许多学者把“儒家学说”视为一种“宗教”（或称“世俗宗教”）——“儒教”。他们所看到的除了这一思想学说的久远影响外，还看到了中国历史上孔孟之徒把孔子、孟子尊为“圣贤”，视他们的著作为“经典”，并采取了某种类似宗教信仰活动的行为对他们顶礼膜拜。然而，“儒教说”只看到了儒家与宗教在外在行为方面的相似性，而忽略了一个本质性事实：孔子、孟子本人是学者；他们的门徒只把他们视为“圣贤”、“先师”；所谓“圣贤”、“先师”，无非是道德高尚、知识渊博之人，而非超自然的神。孔子、孟子也从来不把自己神格化。行政管理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