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论文：阴阳五行说与中国古代天命观的演变[1]

【论文参考网 - 行政管理论文】
——兼论阴阳五行说对易学发展的影响

一、战国中叶阴阳五行说的新发展

阴阳五行说的起源，至今学术界尚未有定论。对“阴阳”和“五行”概念的产生时期及内涵，曾有众多说法，各有所当，尚无定论。阴阳说和五行说，它们从远古各自独立发展，原来并不属于一个理论系统，这也是大家所公知的。在这个意义上，传统说的“阴阳五行说”不是把“阴阳”和“五行”概念简单地结合的结果，而是一个与已往的阴阳说及五行说不同的、新的理论模式。
最近《郭店楚墓竹简》[1](以下简称“郭店本”)的出版，在学术界引起了很大的关注，对它的研究成了一个热点。论文论文参考网郭店本中有《五行》一篇，七十年代初它在马王堆汉墓曾出过，当时学者多以为此书成书于战国后期或西汉初。但出郭店本的楚墓(荆门郭店一号墓)的年代，属于战国中期后段，而此书思想的形成时期，应当更早一些。[2]很显然，郭店本《五行》保存有战国中期以前五行思想的原样。原初马王堆帛书《五行》的出土后，庞朴先生把此书分为经、说两部分，以为是“继续思孟学派的”[3]的作品，乃因《荀子?非十二子》的“案往旧造说，谓之五行，……子思唱之，孟轲和之”的记述。但郭店本《五行》相当于帛书《五行》的经部，当然它的成书早于孟子，所以李学勤先生提出“《五行》之经文为子思之说，传文乃世子之意”[4]的意见，可靠性很高。
根据以上所述，郭店本《五行》提供了原始(最晚战国中叶以前)儒家的五行观念有关的思想材料。据郭店本《五行》记载：
五行：仁形于内谓之德之行，不形于内谓之行；义形于内谓之德之行，不形于内谓之行；礼形于内谓之德之行，不形于内谓之口(行)；口口(智形)于内谓之德之行，不形于内谓之行；圣形于内谓之德之行，不形于内谓之行。德之行五，和谓之德。四行和谓之善。善，人道也。德，天道也。(以上所引依文物出版社本释文)
从以上所引史料看，“五行”是指天道运行的五种方式，即仁、义、礼、智、圣的表现，显然有伦理的意义。“德”是天的总的伦理本性，所以“五行”有“德之行”与“行”的不同，二者的不同点就在于内外之别，前者即指“德”的伦理本性的内在运行；后者则是出自内在的伦理本性的外在的表现。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五行”与“四行”的区别。“四行”只讲仁、义、礼、智的四种善行。“德之行五”、“德，天道也”二句表明“天道”有“五行”；“四行和谓之善”、“善，人道也”二句则表现“人道”有“四行”。但郭店本《五行》又谓：“五行皆形于内，而时行之，谓之君口(子)”。由此可见，“五行”不仅是天的五种伦理行为，人也有五种伦理行为的可能性。从郭店本《五行》可以看到，战国中叶以前确实有“五行”概念，但它有五种伦理行为的意义，与后人所谓“阴阳五行”的五行有很大的差别。
以上简单地述及郭店本《五行》的“五行”与木、火、土、金、水“五行”无关，它与传统说的阴阳五行说更不相通。那么，创造传统说的阴阳五行说之功仍然归于驺衍(或称“邹衍’’)。在中国思想史上，驺衍最早把阴阳和五行概念相结合起来，提出系统的阴阳五行说。《史记?孟子荀卿传》记载：
驺衍，后孟子。驺衍睹有国者益淫侈，不能尚德，若《大雅》整之于身，施及黎庶矣。乃深观阴阳消息而作怪迂之变，《终始》、《大圣》之篇十馀万言。其语闳大不经，必先验小物，推而大之，至于无垠。先序今以上至黄帝，学者所共术，大并世盛衰，因载其机祥度制，推而远之，至天地未生，窈冥不可考而原也。先列中国名山大川，通谷禽兽，水土所殖，物类所珍，因而推之，及海外人之所不能睹。称引天地剖判以来，五德转移，治各有宜，而符应若兹。以为儒者所谓中国者，于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5]
驺衍“深观阴阳消息”的自然秩序，以阴阳、五行概念为核心，在空间上谈到“必先验小物，推而大之，至于无限”；在时间上涉及“先序今以上至黄帝，学者所共术，大并世盛衰，因载其机祥度制，推而远之，至天地未生，窈冥不可考而原也”。他以阴阳、五行之气的运动为宇宙的普遍规律，从而讲释自极小至无限的空间，又讨论自今追溯到天地生成以前的时间。“大九州说”属于前者，“五德终始说”属于后者。其中，五德终始说是用五行相胜的原理来解释朝代更替的学说，即阴阳五行的数术与天命论相结合的一种历史哲学。驺衍的五德终始说，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尤其是对战国中叶以来天命论的
变化起了很大的作用，为秦汉专制皇朝的中央集权制取代殷周以来分封制的政治改革，奠定了坚固的理论基础。过去，许多学者指责，驺衍的五德终始说是荒唐无稽的学说，司马迁曾经批评：“此岂有意阿世俗苟合”、“其言不轨”[6]，近代学者也多认为五德终始说不过是一种宗教迷信。笔者则不赞同这种意见。驺衍的学说绝不是胡行政管理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