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政策何以变迁？[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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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城区中巴营运的缺陷越来越明显，而公交车和的士的运载能力已经能够满足需要，2003年9月，长沙市人民政府出台了有关长沙市城区中巴禁运的公共政策，它符合了公共管理满足人民物质和精神需要、促进和谐健康的目标，有益于建立良好的社会公共秩序，增进了社会效益，提高了公共管理的效率，同时也促进了对公共物品合理而有效的管理。实现公共政策的有效变迁，一方面要坚持渐进性和灵活性相统一的原则，另一方面要整合各方利益，消除执行障碍和隐患，重在抓好落实。

关键词：公共管理 公共政策 公共物品 公共秩序

一、案例描述
2003年9月，长沙市人民政府关于长沙市中巴禁运的文件规定：从2003年9月30日起，长沙市二环线以内禁止中巴营运。这将意味着中巴将结束其在长沙城区内的使命，运营空间由城区向城郊转移成为现实。在全国第五届城运会即将在长沙召开之时，为了树立省会的文明形象和提升城市品位，长沙市政府痛下决心做出“城区所有运营的中巴车辆必须于2003年9月30日之前全部退到二环线以外”的决定。其大致方案为：一部分在城区营运的湘AX、湘AT牌的中巴将转换成高档的士进行运营；一部分在城郊结合部的中巴将发展为大巴；在郊外线路还有富余的情况下，调整一部分中巴跑城郊结合部；一部分经营权到期的和达到报废标准的则坚决取缔。为解决中巴出城后的运营缺口，长沙市政府要求公交部门在城运会之前新增300台豪华公交车和400――600辆高档的士。同时，部分原由中巴车运营的线路将由公交车代替，客流不足的线路将由政府财政出钱补贴，公交车将普遍进入社区并延时运营，方便群众出行。另外，退出城区后，所有中巴车将由原来的个体经营为主转变为联营、国营、合资经营，走集团化规模经营之路，而且对提前迁出城区的中巴车给予一定的补偿。该政策实施一年多来，政策利害相关人对政策主动而又自愿地遵从，城市市容大为改观，公共秩序井然，市民对政府的利民举动大加赞赏，社会各界反响良好。

二、背景透视
每一个人都是从摇篮中的婴儿逐步成长起来的，当他能够独立行走的时候，摇篮就变成了多余的东西，要么成为一具“古董”，要么继续培育其它需要它的婴儿。如果让他继续呆在摇篮里边，那么曾经培育过他的摇篮就变成了他继续成长的羁绊。同样地，中巴车作为公共物品极度缺乏时动用社会集资而提供的服务，当公共物品足以满足城区营运要求时，中巴车似乎就应该退出了。
就其和现实背景而言，文明公交的优势与中巴车各种缺陷导致的混乱运营秩序形成的鲜明对比使中巴车出城成为必然。城区中巴于20C80S问世以来，曾经有益于公交，一方面它是公共交通的重要补充，另一方面由于其即停即走、招手即停、不限停靠的运行方式，在一定程度上方便了乘客。但随着象征长沙精神文明窗口的长沙市公共交通总公司的迅猛发展，其推行的智能IC卡、行车调度系统、电脑报站器、电子路牌和车内显示屏以及开进社区等服务，使文明公交优势渐趋明显，同时2200余台的大公交和六七千台的的士也使公交发展运力饱和，这使中巴车在长沙城区扮演的角色已不再重要，其生存也日益艰难。更为重要的是，中巴车司乘人员违章、超载、“漫游”及恶意甩客、拒给车票的行为使长沙市中巴车运营秩序混乱，其容量小、运作不规范、增加城区无效交通流量、安全性能差、尾气污染严重、城市形象等缺陷也暴露无遗。从二者的鲜明对比中不难发现，“中巴出城”是顺应了历史的发展和现实的要求。
就公共管理的政策背景而言，“中巴出城”是长沙市公共管理过程中关于中巴车营运政策的演变和发展的结果。“将中巴车迁出城区”是长沙市讨论已久的一个老话题，而且呼声也越来越高。1999年长沙市政府曾下文规定，所有中巴车经营到期后，全部更换成的士。随后，长沙市的中巴车总数由原来的1000多台减至400多台。但到2001年3月，中巴车既没有消失，也没有出城，仍然在城区的繁华线路上营运。2001年4月，长沙市政府召开听证会，听取各方对中巴车出城的意见和建议，结果各方观点极不统一。到2003年9月，市政府终于做出在2003年9月30日之前将中巴车迁出城区的决定。从针对中巴车出城的公共政策演变过程可以看出，长沙市政府的政策有其发展的内在逻辑过程，也符合了民众的愿望和要求。
就社会主义市场下的经济背景而言，中巴车出城缘于市场竞争和政府对公共物品的宏观调控。首先，市场经济体制下的竞争，优胜劣汰。象征长沙精神文明窗口的公交系统不仅服务质量高，而且开进社区，方便市民，并给予市民一定的优惠，承担运营老弱病残的责任。相反，中巴车各种缺陷暴露无遗，而且造成了营运秩序的极度混乱，在竞争中已经难以生存，处于垂死挣扎的边缘。其次，就如昏聩无能的庸君公共管理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