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论文：二十世纪陆王心学研究综述[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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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就已收集到的材料，对二十世纪陆王心学研究作一概述。二十世纪的陆王心学研究大体上可以1949年为界划分为两个大的阶段。这两个阶段虽然研究者在研究兴趣、研究深度上有明显区别，但也有许多相近之处。首先是在时间上的延续上基本相当，更值得注意的是都经过了一个由政治的到学术的转变过程。

一．

陆王心学作为一种深刻的影响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哲学思潮，由黄宗羲在明末清初作了终结之后，就悄然的从社会历史文化的舞台上隐退了。论文论文参考网在尔后清朝长达两百年的统治中，一直是正统理学独居统治地位。19世纪中叶的鸦片战争所引发的中华民族的生存危机，重新唤起了人们对心学的兴趣。到二十世纪初，随着危机的加深，从陆王心学中寻找思想动力，成为当时资产阶级革命派的首要的选择。在资产阶级革命派创办的刊物或撰写的论著中，推从心学的言论屡见不鲜。二十世纪前二十余年的陆王心学研究，就是伴随着资产阶级试图以之解决中华民族危机的进程而展开的。他们主要思考心学的宗旨及其与民族民主革命的关系问题。

宋教仁、陈天华等“服膺王学”，他们认为王学的宗旨是“致良知”、“躬践履”、“有知即行”，王学对于当时的世道人心、改造中国、对中国革命是大有益处的，其作用在于可以陶铸大志，铸造革命精神。他们主张以王学知行合一说铸造即言即行的精神，呼唤人们投身改造中国的事业。（《宋教仁集》，中华书局1981年）刘师培认为王学“以自得为主，以变法为宗”，同卢梭指斥君主顽守旧法相近，并以心学阐发平等观，形成他独具特色的民主主义思想。（刘师培：《中国民约精义》之《陆子》、《王守仁》）章太炎对王学有褒有贬。他从对革命是否有用出发，探讨“佛学王学熔铸为一”的关系（《章太炎政论集》）。辛亥革命时期的汪精卫还是孙中山三民主义理论的重要宣传者之一，声称“服膺王阳明之言”（《革命之决心》，《民报》第26号）。他将中国传统学术特别是心学和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理论结合起来，阐发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理论，起了很大影响。如他以孟子的“恻隐之心”、王阳明的“致良知”、“知行合一”为论据，阐述民族民主革命理论，号召人们投入革命运动。他用心学宣传“凡人类莫不有人权思想”，用心力宣扬“力行而不惑”而无所畏惧，用心学阐发急进主义等。

二十至四十年代末，人们侧重于陆王心学学理方面的研究。主要问题有，朱陆异同与陆王心学的定性、命题的评析、思想的传承与影响等。

关于朱陆之异同，陈钟凡认为“两家之学，一主惟理，一综理气二元；一贵循序渐进，一求顿悟；一以德性为先，一以学问为要”（陈钟凡：《两宋思想述评》，东方出版社,1996年，269页）关于心学的性质，吕思勉认为，“象山与阳明学皆以心为主，固有心学之称”，“象山之学极为简易直截”（吕思勉《理学纲要》，商务印书馆，1934年，第118页）。阳明之学，“其广大精微，又非象山所及。”（同上，156页）冯友兰认为，陆九渊是与朱熹同时而“在道学中另立心学一派者”且“与明道则极相近”（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中华书局本，第928-929页），王阳明为心学“集大成者”（同上，947页）。陈钟凡认为“南宋朱陆学派之分，原于北宋二程”，陆九渊以“惟理一元说”破了程朱二元说。陆九渊的学说，“合惟理主义，惟心主义，而有心即理之言；更归结为惟我主义”。（陈钟凡：《两宋思想述评》，256-263页）嵇文甫认为，“王阳明是宋明道学史上一位最有光辉的人物。由他所领导的学术运动，是一种道学革新运动，也是一种反朱学运动。”（嵇文甫：《晚明思想思潮》，东方出版社，1996年，第1页）张东荪则“一扫历来学者喜为分派注重小异之积习，而将王学与朱学冶于一炉，只见其背景上根本之点”（张东荪《理性与良知》，上海远东出版社，1995年，609页）

围绕陆王心学的性质，人们剖析了其命题的内涵。关于陆九渊的“心即理”说，陈钟凡认为，这是“九渊学说根据”，心即理的理由有四点，即先天禀赋、良知良能、性善与气质。（陈钟凡：《两宋思想述评》,260-262 页）关于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说，冯友兰指出，它的主要意思是“良知是知，致良知是行。吾人必致良知于行事，而后良知之知方可完成”。此外，知行合一说在心理学上也是“实有根据“（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952-953页）。贺麟认为，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说与朱熹不同，朱熹是理想的价值的，王阳明是直觉的价值的，后者是一种“自然的知行合一论”。本有两个涵义，“一是补偏救蔽的知行合一。一是本来如是的知行合一，或知行本来的体段”（贺麟：《近代唯心论简释》，重庆独立出版社，1943年，51-86 页）。

关于思想的传承与影响，人们一般认为，象山之学由程明道引发，阳明之学乃远承象山而成。同时，充分肯定了心学的巨大影响。嵇文甫认为，“阳明可算是道学行政管理论文